同年11月，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这样一段话：“《封神》十九回妲己说：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表达了自己一心为国操劳，而备受谗言诋毁与暗箭刺击的愤懑痛苦之情。12月17日，这一天是胡适的生日。胡对自己一年来的工作做了梳理与回顾，颇为感叹，同时对做事的困难也有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国际局势演变对中国日益有利，确实使做事的难度减少了。但来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难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这种闲气”。在如此的困境中，胡适仍决定困兽犹斗，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做法，以“为国家做点面子”，“叫人少讨厌我们，少轻视我们，叫人家多了解我们。”

但蒋公的“老二”兼“太上在使”宋子文却不作如此想，他越来越把胡适的存在视作眼中钉、肉中刺，非要拔掉除之而后快。此“肉棍”穷追不舍，连连向蒋介石拍发密电，催促尽快免去胡适大使职务，以“挽救外交之颓局”。在蒋介石仍举棋不定的情况下，1941年7月12日，按奈不住的宋子文在给蒋拍发的密电中，再次枉说胡适在工作上不予配合之罪过，颇有协迫意味地表示：“长此以往，不但文不能尽职，有负委任，适之亦属难堪。唯有恳请毅然处置，迅予发表”。这个时候的宋子文已有恃无恐，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外交事务将胡适排除在圈外。向来怀有宽恕之心的白面书生胡适，终于忍无可忍，激愤地公开宣称宋子文为“太上大使”，对自己的工作颇多制肘打压等等，二人矛盾进一步恶化。因胡适心中有一个把美国拖入太平洋战争，使中国好有“翻身”机会的信念，在与宋子文辈涡旋的同时，坚持忍辱负重，咬紧牙关“苦撑待变”。当珍珠港事变爆发之日，他感到多年来期待的“大事因缘”已成，千斤重担轰然落下，自己的使命该结束了。

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势已经翻盘，世界头号霸主——美利坚合众国已经与日本交手，强有力的“车、马、炮”已被云集阵前，作为书生大使的胡适对于国民党政府来说，真的成为一个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过河卒子”了，这个卒子是拚命向前，还是挥戈后退，亦无关紧要了。与此相反的是，宋子文借此机会来了个鲤鱼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长的宝坐，开始名正言顺地对胡适发号施令，竭尽排挤打压之能事。面对这种令人尴尬愤懑的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适郑重其事地对宋子文说：“郭泰祺来美时，我曾经告诉他，我不想干这种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动驻美使节的需要，我随时可走。现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样向你声明。如果政府要更动驻美使节，也请你千万不要迟疑。我随时可走。”[18] 胡氏之说并不是书生意气，可谓真情流露。但是，颇懂官场游戏规则的宋子文，深知若在这个节骨眼上赶走胡适，无疑会引起国内对立政治集团的愤概与学术界的反弹，让对方抓住不仁不义的辫子以此反攻倒算，对自己的名声地位极其不利。于是，他采取和稀泥的方式，把胡适架空并晾在一边，让这个“过河卒子”站在河当中，既不能进，亦不能退，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湍急水流中痛苦煎熬，自生自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