攸忽半年时光过去了，徒有大使之名但无所是事的胡适，于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灏、王世杰（字雪艇）写了一封长信，叙述了处境的悲凉与内心的酸楚。信中说：“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十二月七日，世界果然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回黄的时节了。”又说：“某公在此，似无诤臣气度，只能奉承意旨，不敢驳回一字。我则半年来绝不参与机要，从不看到一个电报，从不听见一句大计，故无可进言，所以我不能不希望两兄了。……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认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费解释，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的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真成‘恋栈’了。”[19] 

两天后的5月19日，胡适在日记中饶有意味地记道：“自从宋子文做了部长以来(去年十二月以来)，他从不曾给我看一个国内来的电报。他曾命令本馆，凡馆中和外部，和政府，往来电报，每日抄送一份给他。但他从不送一份电报给我看。有时蒋先生来电给我和他两人的，他也不送给我看，就单独答复了(他手下的施植之对人说的)。”又说：“昨日我复雪艇一长电，特别抄了送给子文看，并且亲笔写信告诉他，意在问他如何答复，他今天回我这封短信说，“I replied much in the same vein(我已用同样的意思答复了)！他竟不把他的电文给我看！”[20]一个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特命全权大使，被宋子文之流挤压到如此苟延残喘的可怜地步，一代学术大师的尊严尽失，面子荡然无存，望之令人稀嘘叹息。

也只有到了这个山穷水尽的最后关头，拘于礼义道德与情面的胡适才彻底想通了，即然大道不行，他也就不再顾及许多，索性放下“吾曹不出，与苍生何！”的书生意气，立即辞去大使职务，重归儒林，操持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