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钱穆晚年的回忆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交往最为紧密的是汤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辈。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顾颉刚，钱穆对顾一直抱有知遇之恩， 他之所以离开西南联大赴成都协助顾，与顾颉刚的邀约有关，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联系。据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6]这种情形，虽然发生在钱穆离开联大以后，但可以想见，在他未离开以前，已经有了不少反对者，且对立面还在不断扩大增长。当然，对钱穆深表同情者也大有人在，后来在成都燕大任教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就对钱氏说，倘若在昆明，当“可以诽谤罪将闻一多等人讼之法庭”。[7]正是由于各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钱穆接受了顾颉刚建议，辞去西南联大教职，于1939年9月与顾氏一起离开昆明，赴四川成都齐鲁大学任职去了。而这个时候，中研院史语所几乎没有人知道，顾颉刚已秘密和胡福林暗中建立了联系，并拉胡氏一同入伙齐大了。

按照石璋如推断，当胡福林得知中研院可能还要迁徙的消息后，“觉得未来难料，就与以前的老师顾颉刚联系……顾的兼职很多，表面上不活动，可是实际上很活跃。北平研究院当时在黑龙潭，顾颉刚住在龙头村西北边、隔金汁河就到黑龙潭的浪口村……既然浪口村与龙头村不远，可能顾就与胡厚宣有联系。”[8]可以想象的是，此时欲弃昆明赴成都的顾颉刚正需要人手以壮声威，且齐鲁大学又有加拿大传教士、汉学家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收藏的大批甲骨需要整理研究。明义士原在安阳一带传教，借机收藏了一批有文字甲骨，1932年携这批甲骨入齐鲁大学任考古教授，并在校中办了一个博物馆收藏自己的部分甲骨。1936年明义士回加拿大休假，行前将收藏甲骨的大部分珍品打包秘密转移到外籍好友麦克卢医生住房的地下室中，中国人无一知晓。当抗战爆发，济南城陷之日，这批甲骨并未随校迁到成都，带走的只是一少部分零散甲骨。（南按：直到1951年夏，时任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林仰山，才向当局交出了一份关于埋藏地点的秘密地图，这批甲骨珍宝得以重新面世。）对这一情形，在云南的顾颉刚并不知道，他误认为明义士收藏的甲骨已全部随迁成都，而胡福林在甲骨整理方面属于内行，顾氏乃暗中拉胡氏入伙。胡福林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与顾一拍即合，这才有了后来胡福林离奇出走，傅斯年盛怒之下发函于齐大追查质问之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