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大学接到质询函后，于1940年9月20日给傅斯年这样一个说法：“敝校三年前，曾购置明义士所藏甲骨，以整理需人，夙闻胡福林先生精于是学，遂行奉聘，此议虽系发于去年，但当时胡先生以贵所工作一时未能结束，辞谢不来，并将原聘函退还，此为去岁十月中事。至本年四月胡先生来函谓贵所工作再有三四月可了，敝校因再寄出聘书，订明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薪，惟因道途艰阻，特发给旅费国币一千元正”云云。

这封信函，明白无误地证实了傅斯年听到的消息，尽管此前傅认为“事涉离奇，殊难置信”。但此次却不得不予以置信了。为此，傅斯年更加恼怒，认为这是顾颉刚、钱穆者流另立山头，与他领导的史语所分庭抗礼。史语所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诸位学术大腕儿闻讯，皆对此表示愤慨，鼓动傅斯年对齐鲁大学校方（实则是对顾、钱、胡等人）来一番敲山震虎式的口诛笔伐，以正视听。于是，傅斯年卷袖挥臂，再度奋笔疾书向齐鲁大学开起炮来，书曰：

查本所助理员胡福林于本年八月廿三日请假一月送眷赴渝，言明一月后即返滇销假，并预支九、十两月薪金，以作旅费。行前并未表示辞职之意，且谓其妻由许心武君介绍在北碚工作，言之凿凿。该员领有本所任书，任期至本年度年底截止。但据贵校来函，该员又已接受贵校聘书，并订自本年九月一日起薪，此种矛盾事实，究应由贵校解释，抑由胡福林本人解释，无关重轻，惟有不能不向贵校正告者：本所历来对于服务人员，除契约中所规定双方必须遵守之少数条件以及一切文化国家学术机关共认之原则外，无任何其它约束，但在规定中者，则双方均有严格遵守之义务。十余年来，本所同仁之聘任、续约、解约、去职，各随意志，照章而行，来去均极光明。曾有其它学术机关借用本所专门学者，先例甚多，大抵均在约满以后行之，或由请求机关征得本所同意，本所亦乐为赞助。如胡福林之未向本所辞职，即接受贵校聘书，并领双方薪金者，尚为初见。该员在本所工作有年，尚属勤谨，向无外务，不意贵校利用美金收入，外汇高涨，由滇赴川旅费一项，即支一千元，使一青年学者背其契约上之义务及作人之道，且事前并未与本所有商洽，此等办法，是否基于贵校所谓‘基督教之精神’，自应仍请贵校思之。本所以为此类举动，似与学术机关之身份不合，且易在青年学者之心术上生不良之影响，实不胜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