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指责教训了一番之后，傅斯年又以凌励的姿态和攻势向齐鲁大学发出警告：

至此后关于胡福林个人之行动，自与本所无涉，但在该员服务于贵校期间，若在贵校任何刊物内，载有本所未经发表之任何材料，自应由贵校负责，本所当采取适当办法办理。又，贵校来函，如昆明“购书之困难”等语，不知胡福林在此，乃向北平、上海购书，由此转寄贵校，积之已久，人所共见。诸如此类，以无大情，不暇细论，。一切统希照查为荷。[9]

当傅斯年发出这篇言词激烈的讨伐檄文之时，已是1940年11月1日，其时，胡福林已悄然转道赶赴成都齐鲁大学，与顾颉刚等人胜利会师于齐大研究所驻地——成都北郊崇义桥赖家院了。对于傅斯年的愤怒与指责，齐鲁大学校方与顾颉刚、钱穆、胡福林等，只是以胜利者的姿态会心地一笑，不再理睬。而这个时候的傅斯年亦没有心力继续和齐鲁大学叫劲争胜了。正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只好随他而去便罢。因为此时的史语所大队人马已经离开昆明，正在翻越崇山峻岭，奔走于风雨迷蒙的路途之中，更加复杂与惊心动魄的事情正等待傅斯年亲自出面办理和交涉，胡福林私自出走的故事至此算是告一段落。

这个插曲给史语所学术研究上带来的后果是，流亡西南后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殷墟文字甲编》的编辑，因担任文字考释工作的胡福林（厚宣）突然出走，至1948年此书在南京出版时，成为一部只有图版，而无释文的残缺之作。

许多年之后的1960年，辗转来到台湾，重返蒋介石政权怀抱的钱穆，欲参加台北中央研究院新一届院士的评选。据一位名叫李敖者说：身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胡适曾拿自己的钱搜集钱氏的著作，而且提名其竞选院士。“可是人文组开审查会议时，李济负责审查，他说钱穆反对胡适，我们不能提名他竞选院士，胡适当时解释说：‘我们今天选举院士，是根据他的学术著作，不应该扯到个人恩怨上去。’结果李济又用钱穆没有正式大学毕业的资格提出否决，因此钱穆不得提名。”[8]这段说辞是否属实尚属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自从钱穆跟随顾颉刚跑到成都另立山头之后，李济对其没有好感甚到产生恶感则是没有什么疑议的。所谓道不同，不足以为谋，在此处当是得到了进一步延伸和发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