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旅游策略

既然都提到比尔·布莱森了，我看我们的话题就从这个好旅行的大胡子顺流而下罢。

布莱森的旅游方式及其哲学，有一点特别深获我心，那就是他不喜欢租车开车，城乡之间的联络，他宁可选择最好是火车，其次是巴士，再用双脚步行，密密实实地把其间填满，因此，他的行程总是一站一站的——这一站一站不是过夜休息的工具性目的，而是旅程的主体，以停逗、驻留、亲近、凝视来完成。

因为旅游并不是你真的一定要到哪里去，而是你到那里究竟想看到什么想到什么，甚至吃到什么买到什么，否则目的地不过就是另一个地名而已，你寻求的是自身的真实感受，而不是只供拿来跟别人讲“我去过哪里哪里”的空洞炫耀与征服。

像我一个也声称热爱旅行的老朋友便不是如此布莱森式的，他的乐趣在于人生苦短，世界太大，因此得每回选不同的新地点，并尽其可能在一定时间内“走到”最多的新地点。为此，他总在计划一趟旅行时，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交通工具和旅店饭馆上头，顶好是能串成一条高效率的数学线。当然，他老兄也绝不放过每站必有的重要景点名胜建筑（毕竟这也是“我到过哪里哪里”的标志），但完全没夸张，他总是专心一意直扑这些景点，若需要用到步行，他也可以头也不抬一路埋首于手中的旅游手册或地图之中，冷不防伸手凭空一指（头仍不抬）：“这就是一五八三年历史的××××……”

对于这种令我敬畏有加的旅行方式，我总是保有着高度的戒心：当他告诉你哪里好玩哪里有意思，我总是直接在心里翻译成“他是说他到过哪里而我没去过”；当他告诉你哪里的哪家餐馆哪一种食物好吃时，一样是“他吃过什么而我没吃过”。

两种截然不同的旅游方式，我想，似乎也是两种不同的小说书写及阅读方式。

如野马，如尘埃

就常识来看，小说通常会认真经营个好结尾，这是书写者的有始有终，也是对阅读者的礼貌——要不然作为观众的我们怎么知道何时该起身鼓掌或开汽水呢？

但结尾真的没那么重要。这里所说的没那么重要，意思当然不是说就可以草草了账胡乱结束，而是说其他部分也一样很重要——小说家冯内古特喜欢引述一位美国大学校长的隽永话语，是这位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对即将离校而去的毕业生致辞，大意是，“我以为重要的话应该分四年讲完，而不是等到最后一天才说”。

其实这是有正经理由的，因为小说不是哲学科学，它从来不擅长对单一的命题思考，并给出简洁漂亮的答案。不管这个命题多崇高多要紧，也不管书写者的用心多高贵多无私，在小说的漫长历史之中，不是没有能人试过要如此驯服小说为己所用，但下场通常不是太好，比方说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庄》和《一九八四》，比方说库尔特·冯内古特《五号屠场》而外的其他小说，比方说我们台湾的社会主义导师陈映真，他们也许都是认真、高贵且有想像力和才华的人，但他们穷尽毕生之力，就是驯服不了小说这匹野马。

说小说是野马一匹可能不是个太坏的比喻，比之哲学科学试图在纷乱的现象中找寻简洁、具延展解释能力的秩序及其“原理”，小说毋宁是逆向行驶（米兰·昆德拉说，小说总是告诉你“事情远比你想像的要复杂”），它悬浮于不确定之中，把看似简单寻常的事弄复杂，提出的问题永远比回答的问题要多，弄乱的秩序也永远比建构的秩序要多，这是小说反动的、颠覆的、流体的本质，它破坏着既成的确定知识，但它同时又是人类的知识最具试探能力及自由的强大斥候。

因此，要它乖乖指向一个单一命题并好好回答这个单一命题，的确是件为难的事——我个人曾读过一位文学批评者质疑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似有“控制过度”的问题，如此的批判意见对不对我们再说，但这样的说法是内行人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