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梦工场》系列的内地版能出版第二集，看似简单，其实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虽然这系列在香港已出版五本作品，涵盖了150多部电影，但是要挑选其中篇目编成内地版，还得步步为营。这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还基于内地读者对国际议题的理解，与香港读者有根本差异。例如一些与反恐相关的电影，内地关注的焦点往往是大国如何在情节当中角力，香港观众则习惯关注个人角色的影响，对非国家个体扮演重要角色较能接受。又如一些与颠覆传统历史观相关的电影，在香港一般不会引起争议，内地则较敏感。假如这本书能向内地朋友介绍港人的国际观，也是尽了血浓于水的责任。

不过无可置疑的是，国际关系和电影的互动，放在中国内地的大环境中，比香港更有研究的空间。我们经常以为西方社会很有国际视野，其实那是错觉：以美国为例，除了东岸的精英知识分子圈子，一般美国人的国际知识十分匮乏，不少人会问“香港在日本哪里”，也有不少美国人拒绝申请护照，一生也没有打算出国。相反近年中国的国际研究蓬勃发展，一些以国际新闻为主的媒体异军突起，成为畅销刊物，虽然内容的倾向性十分明显，但毕竟培养了关注国际事务的新一代。问题是这些评论大多偏向现实主义，斗争思想的痕迹较明显，这正提供了读者用电影修订其国际观的空间，因为如何通过话语权、身份认同影响国际政治，正是电影的功能所在，而所谓“建构主义”的传播，恰恰是内地朋友阅读国际关系时普遍忽略的一环。

另一个国际关系讨论在内地的特色，则是一般香港人难以理解的。去年笔者在出版社安排下，到北京进行了一些讲座，从内地学界、文化界朋友处得知，国际研究已被视为延伸阅读国内情况的“擦边球”，而通过电影讲国际关系，更是“边球”外的“边球”。这样“擦”过去，说不定擦出作者无心、读者有意的神来之笔。似乎这也是国际研究在内地忽然兴起的核心原因之一。

近年笔者接触的教育工作者很多，不少同事、前辈读过相关文章后，建议将方法论整理成教材，或用教育论文抛砖引玉。通过电影在课堂讲课，自然不算新鲜。但借电影融入国际关系、而成为独立方法论，却应有发展空间。假如有一天，“电影国际政治”能成为专门学科，有其独立教材，也可为我们的本业增添色彩。假如这系列能逐步落实上述目标，抛砖引玉，将会是我们无心插柳的意外收获。

沈旭晖

2011 年9 月19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