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苏轼25岁时通过制科御试，以大理寺评事赴凤翔府签书判官。赶往凤翔上任前，他与弟弟苏辙在郑州西门分手，写出：“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初次出仕，本该踌躇满志，他却写下如此充满人生空漠感的诗句。这四句用的比喻与《五灯会元》中宋初著名云门宗传人天衣义怀禅师“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心”的话极为相似，苏轼性灵所发的小小诗作显然受到禅宗般若空观的影响。

苏轼迈出了出仕的第一步。凤翔位于陕西西部，靠近渭水，因和甘肃南边的强邻西夏纠纷迭起而人力缺乏、民穷财尽。首次做官的苏轼在这里签署文件、审判讼案，工作之余也到处察看。他在这里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为饱受旱灾之苦的百姓求雨。他要亲自撰写祈文，爬上高高的太白山顶去祈祷，和百姓一起焦急地等待，还要和太守沐浴后迎接“龙水”。下雨之后，他将官舍后面的亭子命名为“喜雨亭”，并写下《喜雨亭记》。

父亲苏洵去世，苏轼服丧一年多，居丧之后他回到京城，原以为可以重新有机会实现他为君、为民的政治理想，但是从一开始他就不由自主地卷入了一场新旧党派的争斗当中。他遇到了与他同样满腔热忱的王安石。王安石不是政客也不是小人，只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了。苏轼觉得王安石太有激情，为大宋下的药太猛，药太猛不但不能治病，反而可能死人。从王安石的变法运动开始，苏轼就一直关注着变法在民间的影响，他看到变法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向着利国利民的方向发展，反而给百姓带来深重的苦难，对于变法派的急功近利、不计后果，苏轼坚决上书反对，忠言谠论，直而不随。苏轼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制，而在于吏治，他希望能以比较缓和的方式改革，变法应逐步实施，而不能像王安石的变法那样急于求利。所以他不断上书神宗，呈奏《议学校与贡举札子》、《谏买浙灯状》，后又上《上皇帝书》及《万言书》，但都未被宋神宗接受。苏轼因而成为当时反对王安石等新法派的旧法派中的一员，在政治上受到了排挤，甚至还有人诬告苏轼贩卖私盐。这样的结果使他像那些因反对变法而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34岁的苏轼带着满腹遗憾出任杭州通判。一到杭州，他就惊叹“故乡无此好湖山”。余杭的山山水水无处不悦人意，无处不美如画卷。久负盛名的西子湖令苏轼左顾右盼，远观近瞻。西湖在苏轼的眼里，美得有气派，美得有气势。那乍雨乍晴的时令，更是别有一番情致，西湖把他给迷住了，西湖的美摄魂牵魄，令苏轼倾心相与：“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描写西湖绝世美景之中蕴藏着浓浓的禅意。禅宗有言：“菩提自性，本来清净”，意为诸有情众生原是平等，万事万物本无差别。在苏轼眼中，无论西湖是晴也好，是雨也罢，本是一般，何有分别？若是偏好晴空或是雨色，便是起了分别心。

他和圣山寺佛印和尚成为好朋友，两人饮酒吟诗之余，常常开玩笑。这天苏轼与佛印到灵隐寺玩，经过飞来峰附近，苏东坡故意问佛印：“法师，知道这是什么山吗？”佛印说：“飞来峰啊。”苏轼又问：“既然飞来，何不飞去？”佛印说：“一动不如一静。”苏轼再问：“为何要静？”佛印说：“既来之，则安之。”苏轼无话可说，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