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的秋天，徐州发大水，苏轼处变不惊，出色地组织了抗洪工作，保全了徐州城。洪水退后，苏轼又上书朝廷，请求免除徐州赋税，增筑外小城。第二年，朝廷下拨钱粮用于城防设施建设。徐州城外蕴藏着丰富的煤炭，但历来无人知晓。苏轼到徐州后，便不失时机地派人寻矿，终于在徐州西南50里的白土镇发现了品质优良、储量丰富的煤田。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接到调任浙江湖州的诏命。徐州父老闻知苏太守要调离徐州，纷纷攀挽马头，甚至割截他的马镫，不愿让他走。父老向他献酒献花，倾诉抗洪救灾中凝结的情谊。种种感激的语言，引得苏轼也不禁热泪潸然。他在诗中告慰父老说：“暂别还复见，依然有余情。”没想到此别竟再也不曾重回彭城，而徐州人则一直念念不忘这位清官廉吏。

他用情执政，以理行政，将儒学的入世精神贯彻在日用人伦之中，忧与民同，乐与民同。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政绩，而是天下苍生的安居乐业。苏轼的知行合一体现在，对他人的仁爱不是停在纸上的道德文章上，也不是停在口头的政治宣言上，更不是动机不良的利益诱惑，而是给予别人最实际的帮助和最现实的庇护，是“推己及人”的善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诚意。在苏轼的情感和道德世界里，他将儒学的性、情、仁、礼、诚、乐、中庸等范畴贯穿起来，这使苏轼之情成为具体的、感性的情。同时，苏轼之情通向理性，又是具有社会性的道德情感。苏轼对儒家经典和精神的践行，体现他以“人情”为中心，以感性之情求得理性之情的致思方式。他认为圣人之道与人的情感密不可分，情感是人性的体现。正是因为有了情感，才有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儒者所强调的做人准则。在苏轼的视域里，仁是儒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不仅属于道德范畴，更与情感相关。我们可以深信不疑，苏轼正是用这种发乎内心的“情”将儒家与道家、佛禅相互接轨、贯通一体的。

辗转为官的年月间，转眼前妻王弗已去世10年了。苏轼写下悼亡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