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黄州就是今天的湖北黄冈，距宋都东京1900里，在北宋时仍属开发不完全的荒僻野地，也是文教极不发达的地方。初出台狱之时，苏轼对即将前往的黄州并无印象，全副身心还沉浸在大难不死的余悸中，加上贫病交加，身边又无太多亲人，内心忐忑之状难以言表。经过整整一个月的跋涉，苏轼带着一颗渐渐清醒的心抵达黄州。此时，风停雨霁，天晴日暖，江柳挂绿，溪流淙淙，一派初春的景象，真是个好兆头。由长子苏迈陪同，父子二人寓居在城东南的山间旧寺定惠院内，寺后就是葱茏叠翠的小丘，安静且向阳，是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他们就在寺内搭伙，随寺僧吃斋，倒也方便。更让苏氏父子心热的是，他俩在定惠院还没收拾妥当，黄州太守陈君式就登门拜访，问寒问暖，殷勤致意，根本就不在意苏轼有罪在身。他与苏轼一见如故，从这天开始，天天来访，给人一种宾至如归的温暖。

初到谪地，苏轼除了到村寺或者溪谷去沐浴、捉鱼、采药之外，几乎不与人交往。身处井底般的黄州贬所，弥漫于心的是死里逃生的惊悸和凄苦，苏轼惊魂未定，分外谨慎。他决心“不复作文字”，不仅对时政噤若寒蝉，而且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不敢畅所欲言。他只是出入佛寺道观，将光阴都花在抄读不具危险的佛经内典或学术研究上，借以达到“远祸”的目的。有时策杖江边，踽踽独行，咀嚼政治生涯的苦果。即使孤寂愤懑，也只是偶填小令，稍加排遣。苏轼曾以“忧悬”二字自喻初抵黄州的心境，可知在苏轼达观的外表之下，仍有深重的畏祸心态。这对于生命情调自在疏放的苏轼来说，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精神状态，因此他意欲突围，进一步寻求生命的定位和意义。

苏轼安顿下来之后，家小也纷纷被接到黄州。小小的定惠院住不下苏家这么多人，太守陈君式就把苏轼一家安置到长江岸边的一个水驿临皋亭。“我生天地闻，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迁居临皋亭，苏轼以蚂蚁自喻，而人类社会是个不断旋转的磨子，蚂蚁与磨子的方向总是相左的。为了生计，苏轼不得不垦荒种地，在老友马正卿的帮助下，求得城东过去的营房废地数十亩。苏轼真正务农了，面对荆棘丛生、瓦砾遍地的荒土，他捡石头、种树、盖屋，脸吹糙晒黑了，躬耕劳作时，时常累得精疲力竭，丢下锄耙，望天兴叹。黄州的躬耕经验对苏轼来说有着极为特殊的意义。相对于抵黄初期，务农之后的苏轼不管在人际关系方面还是在经济来源方面皆有所得，初步完成了身的安顿。渐渐地，他对这个长满荒草的地方产生了深厚的感情，这里便是著名的东坡。这是苏轼永志不忘的地方，也成了他最著名的名号。辛苦一年后，苏轼在东坡旁筑了一间书斋，命名为“东坡雪堂”，墙是由苏轼自己油漆的，书斋中的画画的是雪中寒林和水上渔翁，后来他就在这里宴请宾客。东坡如今是真正耕作的农夫，从此自号“东坡居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