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座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一种对生命存在与社会历史的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终极悲叹，一方面痛苦地冲击着诗人柔弱的内心情感，另一方面从虚无空寂中滋生出老庄的超越和禅宗的彻悟，正是这种内心调节机制，使苏轼获得了旷达和解脱。

佛禅坐视万物总是浮埃、终归虚幻，人尚如此，何谈人心所生之悲喜哀乐。水石本无声，因缘凑泊撞击而作雷鸣。悲喜如声，从心而生而人本无心。苏轼对佛理的体悟糅合了老庄之说，以目见身历之遭遇，知荣华富贵忧患坎坷，都属人生必有之内容，谈不上得失，也不必因之而喜戚，死生有命。有此透彻之悟，则身心神气虚静平和无动于衷，心斋坐忘枯木死灰无悲无喜了。佛教强调“即心即佛”、“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还强调“不即不离，不住不著”、“莫于心上著一物”，就是说既要注重心，又要超然于心，不执著于心，不为心所累，保持心境的虚空廓落。禅宗重视心的觉悟，它提倡在现实世界中“来去自由”，在日常生活中“自在解脱”，实际上是想用心灵的自由来对抗现实的不自由。这与庄子的等是非、齐物我的观念在表现方式上和实际效果上十分相似，都是以主观来战胜客观。苏轼正是从庄、禅一致的角度来接受禅宗的。庄、禅思想直接影响了苏轼随缘放旷的人生观。他在赏石名篇《怪石供》一文中说得更为直露透彻：“以道眼观一切，世间混沦空洞，了无一物，虽夜光尺璧与瓦砾等，而况此石？”这样，苏轼既与道家“齐物论”、“天命观”达成了共识，又认同了佛家“万物皆幻”的般若真如。“自悟本性”可以说传达了禅宗全部精义所在：把人我、内外、大小、好坏、迷悟、生死、有无等对立的观念全打消了，以此造就一个新生命。寻求这种境界，不能用理性思维，而要用自己的直觉、直观，这就是禅宗所谓的“顿悟”。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是无我与解脱，追求一种静心、无限、彻悟的精神自由状态。它要求人们修持心理和精神，断除妄惑和欲念，根绝忧虑和烦恼，苏轼吸取了禅宗心性本净、见性成佛的顿悟学说和华严宗诸法圆融无碍的宇宙观，形成空静圆通的人生观。

苏轼研读过《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维摩诘经》、《楞伽经》、《圆觉经》等佛典，也读过《坛经》、《景德传灯录》等，对大乘佛教的空义、中观、心性空寂、清净等思想和禅宗要义理解得非常精深。他站在诸法性空、终极实相或第一义谛的角度，指出空与老庄、儒家与佛、禅与佛教终究是超越彼此的差别，是互相融通的。苏轼因而完美地融合了三者的精华，在儒道释之间穿梭自如、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