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政治打击没有妨碍他游览松风亭的好兴致。松风亭上植松20余种，清风徐来，松声如涛，是当时岭南的游览胜地。苏轼的《记游松风亭》一文记述了自己禅悟的生活片段，他在文中细致地描述了“顿悟”时那种轻松、快慰的感受。禅是思维修，是静虑。苏轼在静虑中抖落身心的垢秽，洒扫世尘的污染，摆脱功名的羁梏，以求得身心的清净，这正符合禅宗的本旨。不仅如此，苏轼还欲将身置于荣辱之外，将心归于无念，不着于垢净，故无花开之喜，亦无花落之悲，此甚合大乘般若性空的境界。这篇游记小品将苏轼的人生观表达到极致，他认识到，一切目标都是人们自己制定的，一切禁忌都是人们自己设置的，人们之所以会焦虑、烦恼、忧伤、悲痛，都是由于他们把目标和禁忌看作是固定的、僵死的、绝不可更改的，因此自寻烦恼。如果人们可以根据现实的情况及时地改变自己的想法，那么一切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佛老庄玄的“随缘委命”，不能不说是他活下去的支柱。遇到逆境时，苏轼把灾难当作消解旧业的不二法门。相较于少年熟习的老庄，贬谪中的苏轼更加倚重佛典的引导作用，对他来说，“参禅”已不再是少年时期权充赏玩学理的对象。“随遇而安”的人生哲学，是佛道两家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垂暮之年的贬谪生涯中，因苏轼持续不断的概念深化和实践，最终内化为其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标记。他迈着“内外双修”的步伐，一方面向外寻求山水友情的慰藉，一方面也向内找寻“心安之境”的可能。

体悟到这些之后，苏轼在惠州的被贬岁月中过得更加充实坦然，他将儒家的仁人济世精神与佛道的乐善好施、普度众生的愿心结合起来，竭尽全力地关怀惠州民众。尽管他在惠州生活得颇为艰难，却不遗余力地帮助当地百姓，热心于当地的民生建设，如筹建医院、集资成立孤儿院、实施饮水工程、建造浮桥、收葬暴骨、建议利用水力修建碓磨等等。当年“乌台诗案”苏轼就是以文字获罪的，但如今他仍然不改其志，在忧患余生的晚年，写下了政治讽刺诗《荔枝叹》，怀着“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极大愤慨，从唐代进贡荔枝写到宋代贡茶献花，对官吏的阿谀奉承、宫廷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他苦中作乐，觉得惠州空气好、荔枝好吃，还自创了味道醇美的罗浮春酒，尝试酿造桂花蜜，并写诗感慨地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又说：“为报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鼓。”即使身处遭人唾弃的岭外之地，他也不因此而丧志，仍旧悠然地过着清贫的生活。苏轼在诗中只是写了他旷达的襟怀和幽默的情趣，并未有一字涉及政治，但却又惹了祸端。这首洒脱的诗篇传至京城，新党权臣不高兴了。这些逍遥诗作让当权者感到苏轼在惠州生活得太快活了，于是有了将其再贬海南儋州的命令。既然你“春睡美”，好吧，再给你调一个位置，让你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