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0世纪的启蒙运动，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这两场启蒙运动都是由某些民众的监护人，或者说“知识精英”们，居高临下地对民众进行“启蒙”或“发蒙”。从汉字的语义来说，“启”或“发”来自于孔子的教育思想：“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意思是：“教导学生，不到他想求明白而不得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出来却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至于“蒙”，原为《易经》中的一卦，《易经》云：“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朱熹注“童蒙”曰：“纯一未发，以听于人。”童蒙未开，“纯一未发”，所以有待于他人来启发。“易象”将“蒙”比喻为“山下出泉”，朱子说是“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渐也。”也就是对儿童逐渐培养教育的意思。

由此可见，汉语将“启”和“蒙”两字联用，来翻译西方的Aufkl?rung（德文，意为“澄明”）或Enlightenment（英文，意为“光照”），其实并不恰当。这个译名一开始就具有向未开化的幼稚的民众或儿童灌输知识或真理的含义，也就是把民众当儿童来引导和教育。而按照康德的说法，这种含义恰好就是知识精英以民众的监护人自居，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之所以是一种反启蒙的心态，是因为知识精英们自以为从西方接受了一整套的启蒙口号和价值观念，就掌握了绝对真理，就有资格成为民众的启发者和新时代的圣人。他们一方面自己还没有经过真正彻底的启蒙，因为他们没有运用自己的知性去得出这些价值原则，或至少用自己的知性去检验他们所接受的这些价值观念，从逻辑上和学理上探讨这些观念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出于现实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迫切需要，来引进一种现成的思想符号或工具；另一方面，他们眼中的民众也仍然只是受他们教育的未成年的儿童，民众不需要运用自己的知性来判断是非，只须跟着他们去行动就能够成就伟大的事业，推进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这些自认为是“启蒙”的思想家用各种方式宣传群众、启发群众、发动群众和领导群众时，他们已经在做一种反启蒙的工作了，并且总是以盲目追随的群众的人数作为自己“启蒙”成就大小的衡量标准。这就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为什么总是特别关注那种表面的“轰动效应”，而很少深入到理论本身的缘故。

中国20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常都自认为自己所把握到的真理是绝对的，凡与自己意见不合的都是应当打倒的，并因此而上纲上线，热衷于把学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由于这些人其实都是手无实权的一芥文人，所以在他们之间倒是应当提倡宽容，应当在自由讨论的空气中把问题深入到学理的层面。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要做到这一点还的确不容易的话，那么至少80年代的启蒙就应当更多地朝这个方向努力。但遗憾的是，不论哪个时期，中国的启蒙思想家都更像是一些谋臣或智囊，而不像卢梭和康德那样一些隐居起来思索人性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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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启蒙理想早已被中国人的“国学热”所“超越”，这毫不奇怪。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惯性就在于把停滞不前和倒退当作超越，甚至把腐朽当神奇。我不知道是否还要过一个60年，中国人才能再次回到启蒙的话题上来，并形成又一个“热点”，但我不希望如此。我只希望有一些默默思考的人致力于自己给自己启蒙，并把自己的感想写出来，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