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既是我学普通话的老师，又是我说相声的搭档，同时也是我在连队里旗鼓相当的竞争对手。我俩就像一对冤家，密不可分又彼此较劲儿。为了争做积极进步的好青年，我俩除了日常的训练争强好胜外，也争着当一个好兵。有时候看他扫院子，我就赶紧把宿舍擦一遍；看他种的那片菜地比我的好，我就能直接跳到粪坑里把大粪掏出来浇地。我们较着劲儿看谁进步得快，看谁到年底能立功受奖，比着谁先入团，谁先当班长，但大家的想法都是单向度的，而且不怕谁知道，真的是心事昭彰，即使有功利心也是光风霁月式的。现在回忆起来，那还真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做侦察兵一年之后，我进入了业余宣传队，自己的“艺术特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就是在这里，一位名叫白凤的漂亮女战友成了我的第二任普通话老师，现在想起当年她对我说的那句话，我还不禁心生感慨。

部队本是一个特别讲究先来后到的地方，白凤1984 年才入伍，比我晚了三年，而我却尊称她为老师，这“师”出何名呢？她不像李辛说的是北京话，她是西安人，说的是更标准的普通话。我们同在宣传队，平时接触的机会比较多，我就利用这些机会向她学习。一次我们在一起排练，我趁机给“白老师”说了一段新编的段子，她听完之后没有点评我的普通话进步与否，倒是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你的声音条件应该可以当播音员。”现在想来，她应该算是从专业角度评价我声音的第一人了。但当时我的心思还在相声上，随口“哦”了一声，于是，那个有关我的几近精准的人生预言，就这样被我慢怠了。说实话，当时的我从没想过能成为播音员，苦苦练习普通话就是为了说好相声。只是当年为了说好相声而做的种种努力，也都为以后的主持事业开了路，这大概算是无意间的曲线救国了吧。

1984 年，凭借着吹单簧管的老本行，我作为军乐团中的一员参加了建国35 周年大阅兵，再往后，我就变成了职业的文艺工作者，经常随团到各地演出。在此期间，我遇到了生命中极其重要的良师益友——许秀林。那是1988年的一个中午，演出结束后，许老师专门跑过来对我说：“小伙子，相声说得不错嘛！”许老师师承天津相声名家赵佩茹，时任“兰战”歌舞团艺术顾问。或许因为对相声有着同样的喜爱而惺惺相惜，许老师建议并义务辅导我考入了“兰战”。起初，我的工作是在大幕拉开前，钻出来给大家说个相声小段，先热一下场子，演出正式开始后，再回到后台去打杂，在打杂的诸项事务中，又属打灯最为常见。早就应该想到，一个相声演员在歌舞团势必会处在边缘地位，但当我真正看着人家在舞台的中央大放异彩，自己却只能在黯淡的灯光槽子里为人家“增光添彩”时，那种落寞是无法言说的。尤其作为一个二十多岁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刚进“兰战”的时候心气还那么高，在业余宣传队时大小也算个名人，父亲又是“兰战”的元老级人物…… 虽说术业有专攻，可我怎么可能甘心就做一个打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