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过大萧条和二战的沉重打击后，接下来的几年里，美国梦已不再是从社会和政治中实现个人自由，”大卫?哈伯斯坦在《五十年代》中写道，“而是在经济中渴望迅速成长为中产阶级，年轻男女们选择了物质生活，尤其是通过有保障的工作所带来的富足。对于年轻并渴望成功的退伍军人来说，他们凭借士兵福利法案上了大学，并且刚刚毕业，生活的保障意味着在一家具有包容性的大公司里找到一份稳定的白领工作，结婚生子，在郊区买套房子。在那个普遍带着美好意愿和扩大财富的年代，很少美国人会怀疑这个社会的本质美好。”

32岁的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当时刚刚从辛辛那提大学毕业，1949年6月受雇于美国无线电公司（RCA），从费城跨过特拉华河，在新泽西卡姆登的生产工厂工作。“我以为RCA雇我去电视台工作，”他回忆道，“可我去到那里的时候，他们并不是让我去电视台工作。他们说：‘你去做军用电子。’我其实是去做电路开发，接着我进入了计算机技术方向的高级电路开发。我们当时要研究‘我们用不用电子管？我们用不用电磁？’这些问题。当时刚刚开始使用晶体管，我们就要研究‘我们用不用晶体管’，我们会争辩哪种技术会更适用于计算机设计，这些都是早期新兴的事物。在大学的时候，除了模拟计算机之外，我几乎不懂任何计算机相关的东西。我在RCA工作之后才开始对计算机技术感兴趣。”

阿诺德选择的电子产业在当时还是一个受欧裔新教徒支配的产业，但RCA的主席大卫?沙诺夫是一个犹太人，这使得RCA比其他公司对犹太人都更加友好。在20世纪50年代，随着美国和苏联在冷战和科技上的竞争不断加剧，在美国科技和高级教育领域，许多长期针对犹太人的限制开始降低。阿诺德也是这些变化的受益者之一，他在这个全新发展中的领域也成了一个成功的榜样。但由于追随事业的发展机遇，以及后来计算机产业的向西迁移，他不得不带着家人不断地搬家。阿诺德的家人为这种漂泊不定的境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我刚熟悉一个学校，刚习惯一个老师，刚交到一个好朋友，”史蒂文回忆道，“家门口的草坪上就会插着一块‘房屋出售’的牌子……然后就是那些无法避免的离别场面，在车棚下、火车站或者飞机场，收拾行李准备去往别的地方。我的朋友都会来跟我们道别，目送我离开。我这辈子经历了四次这样的离别。我长越大就越难以接受这样的场面。《外星人E.T.》充分表达了我的感受。当艾略特发现E.T.的时候，他很依赖E.T.。他非常坚定地宣布：‘我要留下他。’而且他是认真的。”

正如斯皮尔伯格说的，“我从四岁就开始咬手指甲”。他第一次搬家所引发的焦虑，也许正是导致他咬手指甲的原因。他从家乡辛辛那提搬到新泽西的时间正是他三岁的时候。

在解释为什么经历了这么多，他依然保持基本的乐观心态时，斯皮尔伯格说：“我觉得成长中的我没有其他选择。也许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周围有太多这样消极的事物，我别无选择，只有保持积极的心态。我想这有点像我家的传统，因为我妈就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人。我还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我最早学会的其中一个词，我最早学会说的其中一句话就是‘值得期待的’。这是我妈提醒我的，我自己根本不记得。这句话经常用在我祖父母身上。我非常喜欢他们从俄亥俄州来到新泽西看我们。我妈每次都会说：‘这真是值得期待的一件事，还有两个星期他们就要来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妈又会说：‘真是值得期待，他们一个星期之后就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