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县里对记者的反应，这个县外宣局长对记者的敏感，有点过度了。我们几家同来县里采访的记者，都是中央和部委管束的报纸，都是来给地方写唱颂歌的，尽管是这样的明确目的，但地方政府还是怕记者们，倘若不高兴写了篇负面报道，那可是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啊。有些市场化报刊就是打着写正面报道的幌子，却写了负面报道，搞得地方苦不堪言。话又说回来，一个地方，就算你有一千个俊，一万个好，而没有一点丑是不可能的，想找你毛病是不可能找不出来的。负面报道如若在报上一登，就是事实是假的，那也会产生很大影响。现在上面对地方官员考核的最重要一条，是一方的平安和谐，而和谐的内涵中，就包括没有大的负面问题。有负面问题没被发现是地方官员的企望，而丑事一旦被媒体爆光于世，轻则书记县长影响晋升，重则各级官员罢官革职，这是地方官员最害怕出现的事情。害怕问题让上面让社会发现，对地方政府来说，一个是堵住上访者，另一个堵住媒体报道。堵住上访者，地方政府已经有一套很成熟的作法，堵住媒体的报道，也下了不少功夫。比如请传媒专家，给领导和机关干部讲“如何跟媒体打交道”、“如何使负面报道防患于未然”等等，各级领导学到许多对付媒体的方法技巧。这些方法技巧，是很管用的，足以让年轻的毛头记者到地方采访摸不着头脑，或者无从下手。

也有“一根筋”的记者，也有一时不顾什么的记者，挖出了县里的问题素材，正沉浸于写出轰动新闻的兴奋中，但人没回到单位，稿子还没有动笔，地方要求记者不采写此报道的电话已打过去了，且找的是媒体主管领导部门和报社社长总编，记者得听社长总编的，发稿也得社长总编签，记者接到报社不再采访的电话，尽管你采访的材料是件能爆天下的特大新闻，那也别无选择，撤。不撤，写了稿没处发，发了要撤你的职，收你的记者证，谁敢写，又谁敢发。这撤职、收证的后面，反映的是报刊的发行量。地方政府给报社领导说了，别写这篇批评报道，我们给你报刊投入多少万的广告，订你几十万块钱刊。这广告和订报费，一次就是上百万，这么可观的收益，对经费渐减和自负盈亏的报刊来说，那真是笔可观的收入，几乎很少有那个报刊的社长总编不动心的。在报刊主管部门领导的威逼和巨大利益的诱惑下，许多大报，甚至党报也会选择放弃做负面报道，而转为大唱赞歌的。这是报刊广告收入与改行量决定的。你不这样做，但得考虑个问题，你写地方的批评报道，我这地方明年不订你的报刊，不给你投放广告，看谁着急。如今问报刊老总发行量，如同问那个女人的年龄一般，是很尴尬的。事实上，就连中央报刊的发行量，也在每况愈下，甚至出现了生存危机。文人再清高，报刊招牌再大，没钱没有斯文，没钱维持不下去。在要文章还是要创收，多大报刊选择创收。因为我的报刊即便处于维护正义，登了批评报道，是对国家有利，但得罪了经营客户，影响了发行收入，国家是不会给你补这笔减收的，吃亏倒霉的是你报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