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国人的眼里一直是个“白脸”——奸诈阴险、祸国殃民的那种。不过郭沫若曾写过一部话剧《蔡文姬》，给曹操翻案，但那剧本主题先行，很不成功。剧本中有一情节，曹夫人坐在炕上给老公补袜子，袜子千疮百孔，联想到被子已破落成渔网，便提议：“这床被子已经盖了十多年，也该换床新的了。”曹操说：“不用换，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将就着再盖几年罢。”这哪儿是曹操，分明是雷锋。曹操可以翻案，但是把曹操翻成雷锋，就太过了。因为，按照历史教科书的说法，曹操总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不应该与雷锋有同样的阶级觉悟。

可是，东汉末年三国征战时期的曹操，真的差不多就是雷锋，是一位英雄。他不但是个英雄，而且又忠又勇又仁义，是个“红脸英雄”。曹操闭门读书，预备着做个大学者，等待天下平定，重构国家文化体系，因此被中央政府颁发了“孝廉”的奖状。灵帝时张角暴动，汉帝国岌岌可危，曹操便带着一伙乡勇，会同各路诸侯，剿灭“黄巾”，接着又扫平北方豪强，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实际执政的“皇帝”。曹操出身不好，家庭成分复杂，在汉代重视出身的背景下，曹操取得如此成功，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从这一点说，他比雷锋还艰难些。雷锋根正苗红，想做任何好事如鱼得水，获得支持与表扬，随时有人拍照片、写快讯、作文章。曹操不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说什么情感洋溢的好话，一定被人怀疑说的是假话，做出的事情也藏着深刻的阴谋诡计。

先说曹操的忠。曹操可以当皇帝，但他就是不当，他到死都忠于汉室。曹操的最高理想是作“汉征西将军”，有人说这是烟幕弹，不可信，但明朝大名士钟惺认为是由衷之言。法国人说过，“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该对皇位觊觎非分”，皇权不该受到挑战，中国人也是如此。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尊奉商纣王，不肯取而代之，只有愣头青项羽才冲着秦始皇的仪仗大叫：“彼可取而代也！”连流氓刘邦都不敢放狂话，他说：“大丈夫当如是。”大丈夫应该这样，但并不一定必须这样。曹操恐怕自己的心思不被天下人理解，临终，把众侍妾召集到一起开会嘱咐，宣讲他忠于汉朝的心思，这做法很特别。他说，我死了，你们都要再嫁人，把我的心思告诉你们的新老公。他还补充道，天下那么多耳朵，我不能一个一个地去灌，你们能宣传多少，就宣传多少吧。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曹操一个即将咽气的人，还伪装，这不是太难为丞相了吗？有人说曹操一生没有说过几句真话，但是仔细阅读研究《三国志》，说真话最多的恰恰是他，他做坏事，就是做坏事，并不刻意掩饰。联想他平常的做法，这次临终遗言应该是真实想法的和盘托出。

再说勇，董卓祸乱中原，袁绍组织联军救献帝。董卓烧了洛阳，带着虎狼之师，胁迫朝廷百官迁往长安。袁绍联军在孟津一带闲逛，把洛阳的火灾当作烟花看。曹操从徐州赶到前线，建议追击董卓，袁绍拿出兵书上的“避其锋芒”之类搪塞，其实是惧怕西凉兵。曹操大怒，带着亲兵一小队追击，被董卓打得大败，身负重伤，曹仁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他，才逃一命。这是曹操作战败得最惨的一次，但也是最令人肃然起敬的一次。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