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瓦良格的命运摇摆不定一样，我国最初的证券业也经历了一段迷茫期。自1989年开始的三年“治理整顿”之后，经过邓小平南巡讲话，中国经济再次被拨回到了改革开放的正轨之上，各种投资热潮方兴未艾。

然而，深沪股市在1993年2月份创出新高之后，却一路快速下滑，进入中国股市创设以来的第一个熊市。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投资者备受煎熬，两市成交量异常低迷，1993年5月沪市月交易量才6.6亿股，深市月交易量才5.2亿股。有时大盘指数的走势，就像死人的心电图一样笔直，这点小得不能再小的交易量，对“靠天（交易佣金）吃饭”的早期中国券商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1993年10月8日，央行作为当时的市场监管部门，召集三大券商董事长进京开会，汇报三家公司成立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并商讨今后应对低

迷市场的策略。当时涉足实业投资并尝到一些甜头的南方证券董事长在会上提出，在这个高风险市场上，光靠做证券，券商很难撑得下去，必须拓缘展思路，把从高风险市场上积累起来的利润转投到其他低风险的非证券领起域中去，才能抵御来自证券市场的各种风暴，谋求公司的平稳发展。当时的经济热点在房地产投资上，所以这个会上提出了证券与房地产等多种经营“两个轮子一起转”的思路。

黄玉峻回到公司后，马上召集班子成员，传达了会议内容。班子成员都觉得公司发展思路打开了，热情高涨，马上着手准备。不久，华夏证券投资委员会成立了，提出在保证证券主业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营，尽快让“两个轮子转起来”，油井、贸易、房地产、高速公路等等，只要有利润，公司都可以投资经营。

跟随这种思路，华夏证券初期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实业投资尝试，从房地产到高速公路，从典当行到油井，几乎无所不包，七七八八，账面显示出来的就投了三十六七亿，加上后来几年间支付的资金成本，已经超过了四十亿。如果算上那些长期在账外运营的实业投资，这个总额就更大了。虽然这些投资也有不少是赚钱的，但由于铺的摊子太大，公司总部在搞，分支机构也在搞，缺乏总体规模和风险控制，又没有专业操作经验。特别是下面的分支机构，出了问题就报到总部来，让总部去管；不出问题总部永远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几年之后回头一看，实际总体效果并不那么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