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故乡天下黄花》和《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更集中地表达“民间生存性”的特性和它的双重意义。“鬼子来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然而，在这个最危险的时刻，我们的民众在说些什么、干些什么？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当局没有在意处于严重饥荒中的“我故乡的人们”，于是他们纷纷给日本人带路以换得一些粮食，在面对国家和土地的双重离弃面前，“亡国奴、汉奸”之类的词都显得轻飘而没有价值。一个始终没有摆脱基本生存的威胁的民族，“饥饿危机、生存危机”化为一种原始本能被放在最前面，任何抽象的道理对他们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故乡天下黄花》中当许布袋在“收粮风波”中做着“退避三舍，不得罪日本、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的美梦，在地里睡完觉以后，发现村里已经血流成河，他破口大骂：“老日本、李小武、孙屎根、路小秃，我都X你们活妈！”刘震云绝望地看到，在这样一种“生存文化”的支配下，是非观、民族观、正义观都不可能存在，因此，他写道：“邻村一些百姓，见这村被‘扫荡’了，当天夜里军队撤走以后，就有人来‘倒地瓜’，趁机抢走些家具、猪狗和牛套、粮食等。现在见这村埋人，又有许多人拉了一些白杨木薄木棺材来出售。一时村里成了棺材市场，到处有人讨价还价。”一个民族的麻木不仁、冷酷无情在这若无其事的“讨价还价”声中被揭示出来，这正是“生存文化”所潜藏的人类的悲剧性。

但是，也正是因为“生存”本身对于民众的迫切性和自在性而使民间力量显示了另外一层意义。这一意义不是就民众“个体”本身而言（相反，他们仍然是“群众人”的形象存在并且更被强化），而是指在意识形态和民间力量的夹缝中，“民间生存文化”（包括其他形态的民间文化）以一种整体的固化力量显示了它的威力，它与所谓的时代主潮和意识形态力量形成微妙的均衡和对抗之势，从而有效地消解了时代话语，使我们看到在宏大的主题下面并不宏大的存在和个体生命意义的消弥。许布袋为什么破口大骂，是因为没有人真正关心他们怎么活着，在这其中，民众是一个被完全忽略掉的存在，他们只是作为一个对象被利用。也正是在这时候，产生了真正的民间力量，它以它的不合作的利己主义和生存规则上演着自己的历史，形成了官方话语、知识话语之外的第三种话语力量：民间话语力量。因此，刘震云把《故乡天下黄花》的“第四部分“命名为“文化”，这是一个村庄和民族的潜文化，它在任何时代潮流下都以自己的方式恒定地存在着，不容忽视。就这一问题，刘震云一语中的：“民间文化的力量是线性的，而时代主导思想只是断面。前者是剑，后者只是一张纸。剑能轻易穿破纸。在民间文化力量的影响下，时代主潮很快会变形、妖魔化。宗教也是如此，佛教、天主教也好，很快在农村被吃掉，成为家长里短的东西，中国民间文化胃的消化能力是非常可怕的。”民众和民间的力量就是以这样矛盾的形象出现。一方面，他们作为“历史情境”中的存在极易冲动、易受暗示，具有极大的劣根性；另一方面，他们也吞噬、消解着每一个时代主潮，使正统力量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