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到“民间的生存特性”的刘震云在《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中转向对人的存在的另一层面的考察，即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的存在状态。在这一世界，语言的飞升、对话和想象占据百分之九十，正是它们支撑着芸芸众生的生命过程；在这一世界里，人可以重新安排“关系网络”，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历史位置，尽管他们仍然陷入“阴谋和反阴谋”的圈套之中，但是，这只是游戏。于是，人，成了一个“游戏者”，而时代，则成为一个大的游乐场。所有的东西开始呈现出一种新的面貌，笑声充满着这一世界，而笑声，意味着解放，意味着事件失去了道德判断的重压而以喜剧和荒诞的方式出现。他们摆弄着“同性关系异性关系”“生灵关系灵生关系”，他们调侃、逗闷，讲黄色笑话，再没有比此更接近真实的人生和真实的时代精神了，再没有比对此种境况的描写更让作家辛酸、绝望和虚无。正如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所说：“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信念，认为人的行动是毫无结果的，一切都成为可疑的，人的生活中没有任何可靠的东西，生存无非是一个由意识形态造成的欺骗与自我欺骗不断交替的大旋涡。这样，时代意识就同存在分离了，并且只关注其自身。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只可能产生关于他自身之空无的意识。他关于毁灭的结局的意识，同时就是关于他自己的生存之虚无的意识。时代意识在空虚中完成了一个大转向。”刘震云正是在这样一个虚无的“时代意识和历史意识”的支配下在《故乡面和花朵》和《一腔废话》中写下了他关于“人”的新命题：人，游戏者。也开始了他的新的探索：用语言的暴动来表达一种闹剧冲动，借此，表达他对世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