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正是这种无处无时不在的自我解嘲自我消解，使民众失去了警惕和反抗精神。在实际生活情境中，民众在比他们高一阶层的人面前毕恭毕敬，仰视他们所拥有的财富，甚至整个人格也自动降下去，但是，转过身来，一旦有机会，则极尽贬低之能事。在《故乡相处流传》中，小刘儿和白石头因为能替曹丞相捏有脚气的脚而成为显贵，在民众眼里，替丞相“捏脚”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白石头和小刘儿谁能去捏脚，谁的父亲就有人送猪尾巴吃，否则，“猪尾巴也就一扭一扭走到另一家了”。这是对中国乡村精神的隐喻，每个人想得到的不是自己不受侮辱的自由，而是寻找受侮辱的机会，因为它可以带来实际利益！而一旦别人在权力上超过他们，他们马上不假思索地自动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连最起码的尊严都理所当然地拱手相让。在《温故一九四二》中，刘震云深刻地反省了中国民众的麻木，在灾荒年月，知道逃荒，而不知道反抗；知道吃树皮，易子而食，却不知道思考它的根源何在，“一个不会揭竿而起而只会在亲人之间相互残食的民族，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刘震云的闹剧冲动更多地来自于他对中国整体国民精神的失望。他们也有反抗，并通过各种方式（如“广场语言”的不断言说）去消解权威、展示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的相对性，但是，这些都只是一种消极意义而言，要么就是建立在实际利益之上，没有正义与非正义、正确与错误之分（并非政治意义上的区分，而是人性角度），只是一场没有游戏规则的闹剧。有论者把刘的这一叙述方式称作“历史循环论”，其实倒毋宁说刘震云摆脱了历史的既定性和简单的是非判断，直接进入时空维度之中，正如作者所言，所谓“历史”只不过是“儿戏”或者说是毫无意义的闹剧，我们从《故乡天下黄花》中孙实根的曲折命运便会明白这一点。这是刘震云对乡村精神和东方文明的基本体验。

“广场语言”的荒诞感、游戏性和民间性使人物无论在多么严肃的场合说话，其场合都会变成如“民间广场”“集市吆喝”一样充满非严肃性和非正经性，因此，刘震云小说中的许多场景都可隐喻为这样的“民间广场”，《故乡天下黄花》中的“马村”，《故乡面和花朵》中的“丽晶时代广场”“打麦场”，《一腔废话》中的“梦幻剧场”等都可以说是绝妙的狂欢化“民间广场”。在这里，一出出啼笑皆非的闹剧上演着。它们用种种声音的合唱赋予时代悲剧和喜剧以新的内涵，“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这玩笑开得过分”。《故乡面和花朵》的卷首语一开始便以戏仿体的方式使诗歌偏离了原来所蕴含的深沉的民族情感和时代意义，为全书定下了戏谑、狂欢的基调。《故乡面和花朵》中“打麦场”上的宣言，牛屋旁的“学术讨论会”便是典型的民间饭场原型，具有狂欢意味。在这里，语言游戏的意义大于实际内容的意义，他们相互嘲弄、讽刺时事、歪曲丑化意识形态形象，在语言的虚拟世界获得一种满足和平等。通过民间叙述的方式，意识形态也被降到物质—肉体形象，因此，在《故乡相处流传》中，曹操爱放屁，有脚气，爱玩女人，完全一副流氓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