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的大部分小说主人公都没有真正的名字，只用一个最通常的代号，如“小林”“女老乔”（《一地鸡毛》）、“老杜”“老郭”（《一腔废话》）等，这种符号化的运用避免读者进入对具体人的指认，而进入一种群体意象和集体意识的暗示之中，这种群体意象特征正是刘震云对处于文化、生活中的人的基本看法。从他的大部分作品我们可以感觉到，刘震云从来不承认人的独立个性的存在，这在《一地鸡毛》《单位》和《故乡面和花朵》等小说里面对人物的描述都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无论是“小林”“小刘儿”还是“孬舅”“白石头”最后都表现为对文化、政治的逐渐依附、趋同，直到个性完全消失，即使是在自我的语言世界里，人物也仍然表现出对秩序和权力的认同和追逐，而非主体意识的张扬。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虽然“广场语言”使民众有了游戏、戏谑、自由自在“吆喝”的机会，但是，这只是一个没有自主性的群体的非自觉行为，它并不具有主动性、审视性，或者说，它并没有进入民众的理性思维范畴，因而对他们的行为也没有一种警醒和制约作用。这样一来，这种“戏弄、消解、自由、平等”对民众来说可能只类似于阿Ｑ的精神胜利法，而民众“吆喝”的结果就像阿Ｑ上刑场时一样，以无意义的闹剧收场。

如前所述，“广场语言”使刘震云小说具有一种“道德判断”的模棱两可性，小说话语呈现出一种反讽和荒诞意味，赞美亦是咒骂，伤感亦是调侃，崇高被贬低，神圣被亵渎。民间绰号最能反映“广场语言”的这一特点。在乡村生活中，几乎每个人在背后都有自己的“脸谱写照”，这些绰号一般都是专找你身上的肉体缺陷或者性格上最让人看不起的缺点，非常生动，但却很恶毒，常常带有某种辱骂性，如“磨桌”（《塔铺》），“猪蛋”“六指”“瞎鹿”“孬舅”“白蚂蚁”“胖头鱼”“柿饼脸”“小麻子”（《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等等。这些绰号因与肉体有关常常在某个议论场合引起大家意味深长的笑，在场的人突然有了紧密的联结点，并且有一种极大的优越感和满足感。其实，这些“物质—肉体”形象的绰号意义绝不仅仅是这些，在互起绰号的过程中，他们被彼此降低，降低到肉体的层次，猥亵、降低别人，也被别人降低，从而达到一种暂时的交流、认可和相互之间暂时的平等，也是相互交流的手段。在对自己肉体缺陷的嘲笑中，把自己丑化为最卑微、最不应当拥有权力的动物，随之安然地乐天知命，承认并接受自己的弱势地位。同时，它们随时都可以转化成最恶毒的攻击和诅咒，常常是攻击对方最有力的武器。如《故乡面和花朵》卷四中的“麻六嫂事件”，在那一刻，麻六哥夫妇其实在扮演着“小丑”的角色，他们受了欺辱，反而向大家“露出讨好的笑”，这是地位卑下的民众自我保护的一种有效手段。

从这一角度来看，绰号和绰号所产生的意义系统在无形中使民间有了获得某种话语空间的机会。语言的言说方式正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一种卑贱的、被降格了的方式。它用一种被丑化的了、因而鲜活了的形象制造滑稽场景，从而使任何严肃的（在刘震云的小说中，我们找不到“严肃”这一字眼的真正含义）历史场景没有被描述之前就已经被语言自身和这些绰号所消解掉。它既否定了历史叙述的真实性、绝对性，也有效地保护了自己创造生存空间。它捍卫了民众笑的权利，并通过此种方式把“官、权力”拉下神坛，弥补自己实际生活中的卑微，达到心理上的平衡。正是这种思想，民众总是试图篡改、降低、藐视一切神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