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光流年》：“乡土中国”象征诗学的转换与超越

当隔着将近十年的时光（已然转换了一个世纪）重新阅读《日光流年》时，必须承认，无论是对于阎连科自己的创作历程，还是对当代文学发展史而言，它仍然占据着特殊的位置。毫无疑问，就《日光流年》而言，如果要被称之为“经典”的话，首先在于它给中国文学贡献了一个巨大的、独一无二的象征体，一个以一种不可分离的完整性把民族的生存精神与人类神圣情感结合起来的象征体。其次，是它在文体上极富想象力的创造，一种试图通过文体形式对时间问题进行探讨的大胆设想与实践。《日光流年》的“经典”不在于它多么令人震惊地写出了“乡土中国”的苦难与艰辛（虽然它是乡土小说“苦难”主题的创始者），而在于，它以纯粹象征体的方式，以独特的时间意识使“乡土中国”呈现出更为深远与广阔的本质。这是一部真正的民族精神史，给我们展示了民族生命存在的最原始形态，那些不为时间、政治及文明进程所左右，深埋于地理、气候、时间之下的内核存在，把深厚与天真糅成了至纯和心酸，从而写出了中国农民的一部心灵宗教史、生命救赎史。但所有这一切汇合起来，却形成一个超越于民族精神之上的大的寓意与象征，“创世神话”融入其中，有一种人类童年时代的完整、纯真、雄浑与无所畏惧的勇气。它写出了作为“人类”的一种原型性与可能性，人在“不能承受之重”下的悲壮、勇气与决心，给我们展示了充满悖论的人类远景，这一远景是那样让人震颤的绝望、苦难，那样丑恶、残暴，但却也蕴含着最大的希望，信心与一种本源精神的胜利。

要想真正理解这一象征体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必须回到乡土文学的序列之中。回顾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轨迹，“乡土中国”始终是一个重大命题。如何进行乡土叙事，以什么样的姿态进入乡土中国，以什么样的精神倾向、语言方式回到大地深处和苦难而又沉默的群体之中，常常不仅仅是文学问题，而包含着启蒙运动、民族解放、政治宣传、原始正义、神圣故乡等相互冲突的矛盾命题，在这里，文学与启蒙、美学与政治、审美与现实的争夺与较量最为激烈。从文学实践来看，无论是鲁迅的“批判国民性”范式，沈从文的“希腊小庙”模式，还是“十七年”的“政治阐释”型和新时期的“文化寻根”型，都存在着一个本质问题，即作家始终受制于“启蒙”与“问题”的束缚，没有真正进入乡土中国的经验层面与生命层面，并达成对现实的超越性。“农村生活的真相，一经‘问题’式策略和语言的过滤，永远只能以其片面而僵硬的存在呈现出来。作为意识形态的‘问题’一词掏空了农村的广袤与深邃，真实的农村在‘问题’的覆盖下消失了。”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之后，在批评、文学和中国社会变革的合谋下，技巧、形式、语言、审美等文学形式内容更是被作为“文学性”被确立下来，而文学的物质内容，即它的历史属性却被从“文学性”中完全清除出去。这一清除也被看作文学终于与国家意识形态脱离关系获得独立地位的象征，此时，国家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既表现为“政治”，同时也指一种广义的“宏大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