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乡土小说”来说，这一清除既使“乡土中国”从沉重的意识形态使命中摆脱了出来，有了新的美学形象的可能，同时，却也使“文学性”与“乡土中国”根本性地对立起来，因为对后者来说，它先天就是政治的、宏大的、集体的、问题的，在它身上，仍然携带着中国最根本的命题。因此，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乡土小说虽然在数量上并没有减少，但在文学地位上却越来越边缘化。这就给乡土小说家提出一个重大课题：在新的美学意识形态下，如何保持“乡土中国”的重要意义——它透视中国政治文化、民族精神、个体生存及彼此关系的能力——但同时又能以一种新的美学思想突破原有模式对小说意义的束缚？可以说，阎连科的创作轨迹最为充分地显示了乡土小说的这一美学困境与探索轨迹。对乡土中国现实苦难命运的抒写一直是阎连科的创作主题，早年的“瑶沟系列”可以说是最标准的乡土问题小说，疼痛与无奈、乡村的贫困和苦难都得到真实的刻画，但是，生活的现实本身反而成为局限，约束着意义的外延和升华，这使得“瑶沟系列”始终徘徊于表层的真实。从《黄金洞》《年月日》开始，阎连科的小说发生了大的改变，《日光流年》一改乡土小说惯常的启蒙视角，以一种特殊的民间视角“揭开了长期以来裹在民间上面的由贫穷、愚昧、落后构成的现象外壳，而把笔触引向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抗争命运的创造力上面，使民间生存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个充满人性庄严的生命奇迹”。《坚硬如水》以一种富于颠覆意义的方式反讽并解构了现代文学史以来的“革命+恋爱”模式，那不食人间烟火、公而忘私的英雄被请下神坛，进入“人”的序列，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文革叙事”与“文革记忆”的伤痕主题；而《受活》则以怪诞美学的狂欢与荒诞，以群体的疾病隐喻为媒介给共和国的发展历程提供了新的想象与阐释，在阎连科的小说中，“革命”“政治”与“身体”等曾经被文学史非常熟悉的元素再次纠缠在一起，并成为“乡土小说”的关键词。但毫无疑问，新的意义已经发生。一个从未被叙述过的乡土中国如“奇观”般地被呈现出来，它冲击着当代文学史许多已经固化的美学模式与思想架构，也迫使“乡土文学”摆脱已有的意义模式和象征模式，朝着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