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可以反过来构思一下，如果《日光流年》按照顺序时间来写三姓村人的挣扎、奋斗，从司马蓝的出生到死亡，从为“活过四十”各种努力写起，直到最后富于隐喻性的失败，小说结束，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意义空间与历史维度？首先，三姓村人的生存是单向度的，走向的是彻底的失败与封闭。其次，三姓村人的精神特征也只是世俗性的、中国式的，它与现实历史的相撞只是经验层面或政治层面的冲突，没有突破以至升华的可能。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种悲壮的，不断朝着生命的本质前进的力量不会得到彰显，司马蓝的死亡结束了一切，一切苦难、一切抗争、一切新的希望都随之结束。它可能会使小说在对现实批判层面得到某些强化，但是，却无助于整个小说精神的扩张。

与此相反，“向死而生”，虽然只是时间意识的不同，但却包含着某种可以超越的视野与历史图景，它是一次次的凤凰涅槃，超越了耙耧山脉地理意义的“孤绝”，超越了三姓村人“被遗弃”的历史处境，也超越了“活不过四十”的悲观与宿命，达成一种庄严而又神圣的普遍升华。而在观念层面，虽然生命的又一开始可能会是再次苦难的重复，盲目的运动本身仍然无助于他们改变自己的存在位置，但是，它里面已经暗含着某种抗争。最大的抗争莫过于“活着”，它是对政治、文明、历史的不作为的最大反抗。只要生命不停地朝前行进，诸神便失败了。加缪认为西西弗不停地推石上山的意义正在于它的荒谬与激情的同时存在，它显示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及抗争本身的意义，而人，正是在此抗争过程中得到最终的救赎。同样，在经历了虚无、困惑、苦难之后，司马蓝仍然不可逆转地诞生了，这预示着他又一次虚无历程的开始，但毕竟，母亲的子宫是温暖的，街道上传来的声音也是神秘而繁复的，此时，生命是充实的、顽强的。这一“再生”结构包含着某种尚未开始也远未结束的东西，是超越历史视野之外的远景，它使《日光流年》的象征性得到了真正的实现，乡土中国与现代性思维、民族命运与人类命运、个人的生存冲动与人类的普遍冲动得到了完整的融合。本雅明在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时曾这样写道：“这部长篇小说的卓越之处在于，它表现了人类和民族充分发展的形而上学法则之间的绝对相互依赖关系。因而，人类深沉生命的任何冲动都能在俄罗斯精神的氛围中找到其肯綮。对这种处于自身氛围中的人类冲动进行表现，使之无所挂碍，自由地悬浮在民族性中，而又与民族性及其地点都不可分离，这或许就是这个作家的伟大艺术的自由之精髓。”我以为，就整体精神而言，《日光流年》同样具有如此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