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方言写作的兴起，包括近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底层写作的激烈争论并非当代文学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文学重回传统的一种表现。从现代文学开始，写作者一直在寻找表述底层的方式。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革命文学时期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再到延安文艺时期毛泽东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无不试图在语言工具上寻求突破。尽管知识分子努力学习民间文艺，努力创作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文章，但是，在现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作家作品对底层人物或底层世界大多无法摆脱“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格调，启蒙与教诲始终占上风。80年代中期“纯文学”以后的当代文学离现实、历史与底层越来越远，承担意识越来越低，在激进派、年轻派的文学观念中，“文学回到自身”成为文学放弃责任的最好说辞，它也成为许多当代作家的基本规则。文学的意义在逐渐缩小，并且，这种缩小被看作文学的“正途”，文学／政治、个人／社会、私人叙事／宏大叙事等二元对立思维充斥着当代文学整体语境。

可以说，方言写作的出现，包括像林白这样先锋女作家的《妇女闲聊录》，充满了政治上的策略意义。它以新的方式让文学重回宽广而又沉重的底层，重回“沉默的大多数”之中，肩载闸门，让负重再次显出它的美来。一位评论者甚至激进地认为：“方言的意思不是指一种具体的语言，而是指一切弱小的、弱势的‘事物’——比如，一个商品社会中的诗歌写作，在儒家文化为支撑的文体（比如，诗、文）压制下的小说，在一个大时代底部潜藏的小时代，等等。所有这些弱势事物在大多数情况下，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比强势事物更多的安慰、更多的激情。”

作家使用方言绝不单纯地是为了还原或再现某一地域或情景，而是显示自己的写作立场。但是，方言写作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显示作家的“民间立场”，能够在多大意义上表述底层的存在仍是值得商榷的问题。莫言在写作《檀香刑》时曾经宣称要“撤退回民间”“作为老百姓写作”，试图摆脱五四启蒙话语语式，用流畅、浅显的叙事方式和民间语言方式来表现民间世界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中国民间精神的特征。尤为突出的是，在《檀香刑》中，叙述人的身份降得很低，有许多时候，你甚至感觉真的是一个民间说书人在乡场上昏黄的灯光下说唱。但是，从小说总体意义呈现来看，莫言没有达到目的，而是陷入“民间”的粗鄙与杂乱之中，即使文章不断营造如巴赫金的“广场吆喝”和“狂欢化”氛围，也未能更深刻地显示出历史的一角。这里面蕴含着许多问题：“对于在现代汉语语境成长起来的莫言来说，能否回到纯粹的民间语言？这种简单模仿民间语言资源的形式能否传达出‘民间精神’？即使是真的回到‘高密东北乡’的内部，回到民间说唱艺术之中去，它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真正的民间精神世界吗？”实际上，方言写作仍是知识分子想象底层的方式，正如底层的语言系统本身无法从整体上表述自己的位置一样，知识者也无法放弃自己的启蒙立场对历史进行整体性思考，这也就决定了表述者意义的深广度一定要高于被表述者，不管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否则的话，知识者的表述就失去了意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