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对方言的妥协与难以把握不仅意味着底层世界和经验本身的失落和支离破碎，也显示了知识阶层（表述者）与底层（被表述者）之间天然的矛盾关系。“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这样写道。他们是谁？是耙耧山人？是那些永远挣扎在历史隧道最黑暗处的生命？他们的身份呢？他们的语言权利到了哪里？谁能代表他们发言？谁有权力和资格替他们在历史、文明中发言？其实，“替”他们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象征了他们在历史中的位置，他们是被隐喻了的一群，是失去了身份的一群，他们的喜怒哀乐、痛苦、绝望已经被排除在了历史之外，最终，他们沦落为“被拯救者”。对历史和文明来说，他们永远只能是被动的承受者。因此，无论作家在主观上是多么想接近底层，多么想接近真实的底层生活，却仍然只是知识分子传统内的声音，或者说，他只能在自己的思维经验之内进行“转达”，这一“转达”本身也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尴尬和知识分子话语的无力。鲁迅所谓的“无声的中国”不仅指中国底层的失语和被遮蔽，也指中国文学中底层存在的“无声状态”，文人的话语方式始终遮蔽着底层的话语方式，这使得底层世界的“无声”更加隐蔽，也更加黑暗。

评论者对《受活》中方言的使用褒贬不一，赞扬者认为作者探索了一种新的通往乡村世界的可能性，而批评者则认为作者在故弄玄虚，因为河南不像南方的很多地方那样有独特的表意与构词系统，而那些语气尾词的使用也显得较为生硬。甚至专业读者也都抱怨这本书很难读，其理由就是其中大量的河南方言阻碍了读者的理解与小说意义的传达。从表面看来，这是纯粹的语言问题，《受活》语言并非完美，甚至许多时候的确生硬、不协调，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方言写作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方言写作能否成为作家表达民间立场或底层世界的重要手段？如果方言写作仅仅只为一些学识丰厚的人才能读懂的话，它与它的初衷是否相悖？而从社会学角度看，中国的方言大地正在丧失，方言正在丧失其原有的活力与内部的交流性，它与地域、环境、生命情感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默契也在逐渐消失。“千里久别，忽然邂逅，相对作乡语隐语，旁人听之，无义无味”，在这两人的乡语中，隐含着一个独特的世界，只有在那里生活过的人，才会懂得其中更为微妙的意义、情感与趣味。但是，在全球化时代，这一隐语式的方言世界变得越来越少，共时性的东西正在增加，而空间的跨度却不断缩小。方言对许多年轻人来说甚至连记忆都不是，更无从谈起那个叫“故乡”的事物，方言的空间正在流散（“底层”的所指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他们走进城市里讨生活，尽可能说普通话。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越来越普通话化的世界：教育、消费、娱乐、生活方式、思维模式等全方位的普通话化。如果有一天方言真的成为纯粹的“文化考古”，那且不是意味着，方言写作离现实中的底层更远，而不是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