耙耧山人既是传统文化影响下的自然人，也是现实政治力量和外部世界的承受者和反抗者。在经历了和外部世界接触之后，他们被迫（《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或自愿（《受活》中受活庄人）回到原初状态之中。这是阎连科小说的基本思维逻辑。这一点在他的早期中篇小说《两程故里》中已经有所展现。天民和天青作为两个世界的各自代表在耙耧山脉经历着不同的遭遇。天民利用传统道德的外衣总能赢得两程故里人的心，而已经进入外部世界的天青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也不能得到承认，双方的较量以天青的失败而告终。当然，自然并非天然，这一自然世界有它本身的脆弱性，天民代表的是传统力量的自然性，传统的社会、经济和道德伦理结构，它有它的黑暗、肮脏和私欲，但是，耙耧山人能接受的恰恰是这种温和的、具有“仁义”形式的道德形式，而对天青的钱和村人在外部世界的遭遇却格外敏感和排斥。这是阎连科小说最初所展示的冲突形式。随着思想的深入，作者逐渐摆脱了这种较为浅显的冲突模式，而进入了对两种世界的本质性思考。《日光流年》中的三姓村人并没有排斥外部世界，相反，他们一直所努力的就是与外部世界的沟通，他们翻地，种油菜，挖渠引水，女子卖淫，男子卖腿皮，积极地从外面寻找各种信息。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活过四十”，能够像外面世界的人那样白发苍苍。但是，他们失败了。外部世界给予他们的压力和命运他们无法摆脱，这一外部世界既是社会、九都、文明（从九都引过来的黑水是被污染的文明的象征），也是不可知的命运。

如果说《年月日》《日光流年》以其神话性统治着小说的精神世界的话，那么，《受活》则以巨大的传奇性构筑了一个有关真实的象征世界。整部小说可以说是一个荒诞不经、离奇诡怪的传奇故事。我们从中可以找到解读中国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密码和信息。这是一个完全由残疾人组成的受活庄与世界冲突的故事。“受活是这世界以外的一个村落呢。”“这世界以外”，受活人被文明世界和自然世界同时抛弃，而成为一个自生自灭的、独立的传奇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外”的存在，却遭遇着“世界内”的不断冲击和掠夺。在这里，文明和社会的掠夺性被用极端的方式展现了出来，从而被赋予很强的象征性。这一掠夺性既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特征，也是整个文明发展的特性。茅枝婆是受活庄的象征，在被社会和文明抛弃的时候，是她带领受活庄过上自由、富足的生活。但是，从她想让受活庄人进入“世界”的那一天起，灾难就接连不断地发生了。“世界内”的各种话语开始对受活庄的人进行掠夺，精神的掠夺和物质的掠夺。“大劫年”里，“世界”以政府、党、枪、党章、介绍信等各种方式掠夺受活庄人的粮食；在“黑灾、红难”中，受活庄人又被拖入荒谬、可怕的境况，他们要求“退社”，他们要退回自己的世界，没有制度，没有政治，他们要还原他们的生活。但是，更大的灾难紧接着降临了。受活人由于自己的残疾而被组成了“绝术团”，通过出卖、展示自己的残疾为柳县长（也就是为双槐县）赚钱，“人”变成“非人”，理性的目的（致富）最终变成了非理性的狂欢，两个世界再次成为对立面昭示着双方的性格。最终，受活庄终于退社，回到了耙耧山的深处，也回到了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