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同时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的产生：知识性在小说中的合法性问题。这也是李洱及同类写作体裁作家的主要争论焦点，比如，关于韩少功小说《暗示》的争论核心就是其过于明显的密集的知识性倾向和对学术文体的混合杂糅使用，它更像一部学术随笔，而非小说。凡是读过李洱小说的人，对其学人身份应该都有所肯定，他对历史学、社会学、哲学领域的研究与理解，对于学术思维的运用程度都不用怀疑，而他对于小说诗学和美学理论的对话及反思，也都如大部分论者所言，完全达到了一个学者型作家的水平。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读者并不反对知识本身，问题在于，这种纯知识性话语能否成为小说话语，并进而转化为小说的基本肌理？这种思辨考察、追根溯源、剔除了自我体验的话语方式及庞杂的文体结构最终能否达到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升华，是令人质疑的事情。即使专业的文学批评者在面对《花腔》时也忍不住抱怨，“结构太复杂，破坏了阅读的连贯性，不断将读者的注意力从对历史现场的关注拉开，在是非面前把人搞蒙”。与此同时，当我们在阅读李洱的一系列小说如《光与影》（《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4期）、《花腔》、《国道》（《时代文学》1999年第4期）时，有一种明显的感觉，李洱对于传达社会历史认知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事件本身或人物本身的兴趣，寻找葛任最后成为作者考察现代史的途径，而葛任则已经被历史和作者的叙述淹没了；《国道》中那个被奔驰车碾成植物人的小孩不仅被公众所利用，也似乎被作者所利用。小说的求知气息要远远大于人文关怀的气息，专业意识要大于人文意识，这无疑使小说精神出现了某种大的偏差。如何解决这一偏差，在情感与理性，在历史认知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一条平衡途径，我想，这也是所有知性作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