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准确”一词在李洱这里的词源意义已经发生了改变，它并非指对世界确定的看法和答案，而是指一种无限接近的可能性，它背后是一种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各种材料的求证与分析，各种知识的出场只是为了最充分地显示影响事件的各种不同因素。“真理”被变为无数个细节和碎片，它们各自发出声音，形成对话，互相消解或印证，“真实”既在这不断的求证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彰显，又被无限的遮蔽。正因为如此，百科全书式小说常常又呈现出驳杂的美学风格，一种准确与驳杂，简单与繁复之间奇异的结合体。“场景、细节无比明晰、准确，动机、意图却十分驳杂、暧昧；其取材之‘琐屑’，语调之‘冷漠’，洞悉力之‘狡黠’，判断力之‘无能’，仿佛都暗示着一个纯粹观察者的在场。”在《花腔》中最后发现葛任那首诗的报纸上，作者这样写道：“在同一天的报纸上，还有关于物价飞涨，小偷被抢；城垣沦陷，军官轮奸；车夫纳妾，妓馆八折；日军推进缅甸，滇缅公路被关；小儿路迷，少妇忤逆等报道。关于葛任的那篇短文，发表在仁丹广告和保肤圣品乳酪膏广告之间。”当这些似乎毫无关联，但却是发生在同一空间的事物被汇集在一起时，某种历史的感觉突然出来，葛任的形象变得如此真实，但同时却也如此暧昧、悲凉、模糊不清，而你明显感觉，被放置在这样一些元素中的葛任，与被放置在“革命语境”中的葛任似乎也同样接近真实，它们是共生的元素，驳杂无比，但同时，却最接近李洱“准确”的美学含义。

值得探究的问题是，这种百科全书式小说能否真正成为一种具有共同性质的美学类型？换句话说，它其中蕴含着多少叙事的因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成为一种可供汲取的文学原理，这些还没有得到文学实践的验证。各种文体的无限混合是否会取消小说作为一种独特文体的边界？同时，当“关联性”成为作家考察世界的起点时，它是否会取消“真实”的存在，而陷入绝对的相对主义？当对本源的探询成为对绝对“虚无”的求证过程时，在许多时候，它反而可能会陷入某种复杂的单一性中。有论者就对《花腔》所展示的历史观表示怀疑：“三个讲述者从三个角度叙述主人公葛任的故事，说法都不一样。意思是，怎么说都行，没有真相。这就是‘历史真实’？我不知道这种‘历史真实’还有什么意义。”卡尔维诺虽然提出了“百科全书式小说”这一命名，但他本人的创作，除了在《寒冬夜行人》中稍有尝试之外，在中长篇小说并没有真正实现这一点。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其中的某些素质，韩东、东西等人的创作都具有知性写作的特征，思辨、分析与论证开始进入文学，但还没有足以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文学类型。从总体上来讲，也许这种“百科全书式叙事”与中国复杂的历史处境更能产生对应关系。中国的现实语境比任何国家更为复杂，比卡尔维诺所处的时代、那个国度要复杂得多。从晚清一直到现在，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外界的压力以及自身文明的断裂导致一种复杂语境的诞生，这种复杂的历史存在状态也许只能通过具有“溯源”性质的对话文体与对多重关系的深入考察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