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故事地位的没落相对应的，却是细节在小说元素中位置的提升。在这里，细节控制了一切。细节在文本中无限延伸，它们彼此间的关联性如此紧密，以至于作者几乎无法停笔，似乎要把整个宇宙纳入进来才能够达到最终的“准确”。它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功能，而成为小说的结构性元素，对主题构成关键的影响，这一关键影响并非是为了强化主题，而是为了产生无数的歧义，使主题更加复杂、更加多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具有完整意义的细节，而不是整体，在这背后没有整体意义，或者可能作者根本就不想表达一种意义，因为细节包含的意义方向太多，最后呈现出来的主题非常暧昧与含混。当细节的主题性代替了故事的重要性时，故事被强行推到了后台（在李洱看来，这一细节与生活的本质状态是一致的，或者说，是与李洱哲学意识中对世界的体验、生活的认知相一致的），甚至在处理《国道》这样具有社会批判意义的政治题材时，作者的处理方式和表述重心也并没有放在故事本身上，而是放在分析、描述这个事件背后相关联或毫无关联的很多元素上。作者写了多个人的奇特遭遇：做好人好事的司机，后来随着事情的发展陷入麻烦之中被妻子臭骂；想混票的足球迷因此没有买到票，失去了别人的信任，也失去了被赠票的可能性；给报社朋友爆料的老师，后来被迫改变当初的勇敢；那个围观的妇女因为洗掉了裤子上的污渍忽而高兴忽而恐慌等；由于一个与己无关的肇事事件，每个人都被拖入了某种荒诞的处境之中，所有人都被折磨，并试图寻找逃避的途径。至于那个躺在床上的孩子，没有人关注。在小说中，作者没有直接提及权力、政治腐败或人性等此类的大词语，我们在阅读中也根本没有意识到作者的根本意图，他把重心转移到个人身上，让每个人充当细节，发出声音，并松散地汇合在一起。每个人的理由都有其合理性，最终，意义朝着各个方向发散，又朝着一个核心汇集。我们好像发现了某种冷漠，那个小孩躺在床上，感受着人类的冷漠、权力的冷漠、众人的冷漠，甚至也包括作者的冷漠（因为作者在热衷于叙述其他各种关系的时候，也总是把他给遗忘）。

这种写作重心的改变，对故事的淡漠和对细节的重视改变了小说的叙事时间，也使小说的对话性得到最充分的展示。在“共时性”结构中，时间朝着多个方向发展，意义是多元的、未知的，在越来越扩大的空间结构与不断进入的关联性事物中，意义被不断地拖延，这其中隐含着一种不确定的时间表达。此时叙述者的视角甚至是低于读者的，因为他自己对一切似乎也是未知的，作家通常采用有限视角，试图把读者带入某种情境之中，并且随着读者一起被拖入不断的“意外”与“震惊”之中。作家无法指引读者（实际上也因为他无法告诉读者更多的东西），他只能让读者和他一起感同身受，共同探索。在“共时”生活中，一切是未完成的，“生活的意义”总是处于延宕之中。这种时间观看似有点混乱，但实际上，里面却包含着一种观念的显露。由于作家对“准确”概念新的哲学阐释和美学定义，现代小说所追求的不是清晰性、确定性，而是一种相对性，多重的对话体越来越成为被作家青睐的叙事形式，这里面蕴含着作者对文明、历史及其社会生活进行彻底反思的批判意识和解构意识。在读《午后的诗学》《花腔》时，有一种感觉，小说的故事与时间元素非常淡薄，因为我们没有从中找到费边生活的任何进展性，作家没有给费边的精神困境寻找到出路，小说的最后，他又回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时间又回到了原点；读者也没有从中得到情感的升华或净化，甚至连基本的知识启蒙也没有完成。因为费边在发表高深理论与展示智慧的同时，背后是有一双怀疑、讽刺、嘲笑的眼睛的，这两种生活、两套话语系统并存于费边的生活，形成“悖论式”的声音解构着它们对于知识分子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