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这是小说诗学的一种本质变化，传统小说叙事是线性发展的，小说致力于表达的是某种价值观、道德感或某种信念，现在，作家这种价值观的自信消失了。真理的史诗部分已结束，小说叙述所表现的只是人生深刻的困惑（本雅明语）。事件如此复杂，而信念又是如此脆弱，作家已经不能再充当生活的解释者，道德、文明的合法性越来越被质疑，很多时候，回到事件本身变得困难无比，个人或事件迷失在体制、历史话语、个人生活的隧道之中。作家无法做出某种明确的判断，只能以对话体的方式叙述出各种因素的存在、位置及影响，在共时的存在中试图传达出表现出一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存在本质。“把世界表现为一个结子、一团乱麻；表现这个世界，同时毫不降低它无法摆脱的复杂性，或者，说得更好一点儿，毫不省略汇集起来决定每一事件的、同时存在的最为不同的因素。”事件被追溯、发掘，被还原为一个个意义同等重要，或同等不重要的过程与细节，作者的任务是尽可能把平摊在这里各个元素都表现出来，让它们各自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光与影》中，古老的京城和本草镇是各种话语的汇集地：典籍史志、光碟、英语、网络词汇、星座、性爱、城墙等许多共时的、差异的元素与资源，都被作者一一纳入小说之中，并且共同塑造着孙良的生活。每个景观都能散发出某种力量，各个细节、各种场景和各种意义之间相互不断地进行阐释，不断形成具有新的意义的对话，最终形成一种无限复杂、繁殖的，迷宫式的“共时”存在，事件永远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你可以无限接近中心，但你永远无法达到。这种对“共时性”存在的哲学要求也使李洱的小说充满了后现代的“悖谬”意识。当《石榴树上结樱桃》（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的主人公繁花站在肮脏的猪圈旁，一边打电话商量选举的事，一边搓着泥巴的时候，某种真实的荒诞意味慢慢渗透出来。此时，几个最为不同的元素形成深刻的映照，最乡土的与最现代的（猪圈与手机），最落后的与最文明的（泥巴与选举），展示出处于后现代语境下乡村的“悖谬式”和“共时性”存在。现代文学史以来，乡村一直是具有强大象征意义和原型意义的存在，它与大地、母亲、温馨、苦难等字眼相联系的，一些文学的基本母题和人类命运的基本命题在这里能找到寄托。《石榴》中，一切都被淡化，甚至于没有。没有乡愁，没有精神意义的还乡，甚至没有了大地与原野，乡村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元素、一个肌体，作家用一种准确的风格把乡村分解为一个个现实与因素，使我们看到乡村与现代性进程的纠缠状态，看到影响其存在的复杂因素，这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原乡神话”式乡土小说的缺失，给读者搭建了一个通向后现代境遇中现实的乡村之路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