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日常生活诗学所展示的意义恰恰是一种“午后的”生存状态。加缪曾经提到过正午的思想，正午的阳光是灿烂的、明亮的、积极向上的（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是“正午”文学的典范，纯洁而明朗）。而午后的诗学是什么样子呢？慵懒的、疲倦的，在表面的静默之中，充满着躁动和某种清醒的颓废。李洱这样阐释“午后的诗学”的命题意义：“我所理解的‘午后’实际上是一种后革命的意思，或者是后极权的意思。在极权时代，人们是信任极权的，但后极权时代，所有人都不信任极权，信仰崩溃，但是人们仍会按照极权的要求生活，所有人都生活在谎言之中，谎言最终成为事实。”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之间完全相悖，非常矛盾，两个语言空间无法拼接缝合，因为各种价值背后并没有统一的原则。每个人都接受了这种分裂的生活，于是，一种精神分裂症状从当代生活的语言状态中显现出来。也许这正是李洱所意识到的日常生活的存在形态，它并非只是琐碎的、无名的，而蕴含着更为深刻的文化政治隐喻；“午后的”恰恰是当代中国的处境：正午的时候，太阳是没有阴影的，当午后来临的时候，秩序开始动摇，隐藏于阳光之后的阴影开始显露出来，而这一巨大的阴影，恰恰是被我们的政治史、文明史所忽略掉的。因此，《国道》《现场》并非仅仅是写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形态，《午后的诗学》也不仅是写知识分子的日常状态，它们背后隐藏着深刻的泛政治学主题。当作者以多个重心的方式来进行叙事或结构的时候，恰恰是把这个时代的多个话语存在给展现出来，给我们展示了整个社会悖谬式的存在，这恰恰是后极权时代非常典型的景观。《国道》中做好事的人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干扰，就是因为人们要从他身上取到伪证，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假，他当然非常恐慌。包括那个女人身上的污秽，她后来非常庆幸她洗掉了，否则，她会陷入无穷无尽的麻烦之中。作家通过各个点，把生活的整体状态给展示出来。旧的秩序已经动摇，但新的秩序仍未形成，人正是在这个夹缝中显示一种悖论式的生存状态。

但是，正如李洱所言：“日常生活是个巨大的陷阱，它可以轻易将人的批判锋芒圈掉。它是个鼠夹子，使你的逃逸和叛逆变得困难重重。”这意味着，当进入日常生活叙事时，作家必须得保持某种警惕，保持着一种大的批判眼光与超越视野。把日常生活引入文学之中，不只是叙事的引入，而是一个大的历史观的改变。费边这样的知识分子，既有他妥协的一面，但同时，他也在自我解构。虽然作家的叙述似乎是客观的，但费边自我的多重声音已经告诉读者，这种生活是值得怀疑的。但是，在后来的小说中，包括当年著名的新生代作家如朱文的作品，叙事者怀疑、警惕的眼光没有了，日常生活变成了虚无主义的狂欢与放任。当日常生活诗学被无限上升的时候，它会形成物质化、本质化倾向，比如，近年来小说中酒吧主义、吸毒主义等的出现。价值越来越多元，每一种价值都被无限上升，最后是一种经验的本质化，把经验上升到美学和存在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