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日常生活诗学空间

早在1998年，李洱就这样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小说是对日常生活的奇迹性的发现，在那些最普通、最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小说找到了它的叙事空间。”这一新的叙事空间并非只是主题的转换，前文所提到的“关联性”“共时性”结构方式和细节的提升都与这一诗学形式有密切关系。当意识形态的道德性和合法性开始遭到质疑——它曾经安排我们生活的秩序和价值取向，赋予每件事物明确的善与恶、是与非——历史、道德、制度突然呈现出可怕的面目，一切不再具有单一的“真理性”，而变得模棱两可，无法解释。历史时间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沉闷而枯燥的，没有开始也有结尾的日常生活时间和空间。小说家失去了建构整体世界的自信和基础，“日常生活”一改它的平淡乏味，被赋予了深刻的哲学或诗学意义。

一般意义上，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只是被称之为“日常生活描写”，没有被赋予独立的诗学位置，因为它从属于一个大的象征体系和秩序空间，后者或以民族、正义的形象出现，或以永恒的人性出现。而当生活被从象征体系和道德秩序中拖出来，在太阳下暴晒，再重新审视，它又是什么呢？无非是一团无意义的、让人厌倦的乱麻，换句话说，它本身就是破碎的、非理性的，甚至非人性的，没有可求证的价值。李洱们发现了日常生活的这种“未名”状态，这一“未名”状态不是充满意义，而是惊人的无意义，惊人的虚无与颓废，它不同于《一地鸡毛》中理想价值失落后的虚无和颓废，而是乐在其中、无知无觉的虚无和颓废。但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的存在处境被意外发现——人的双重或多重性被暴露出来。作家发现了日常生活，不是说发现了日常生活本身承载着多少人类价值，而是发现了日常生活的诗学地位，是美学的发现，并非本质意义的发现。这可以说也是李洱一代作家对文学内部空间的一次根本性的开拓，与他同时期的韩东、朱文、何顿、鲁羊等所谓“晚生代作家”一个时期内的小说几乎都以此为基本叙述对象。

当诸种背景崩溃，厌倦产生的时候，人也就有了觉醒的可能（加缪语）。无论是琐碎、虚无，都是一种存在的事实状态。它需要新的命名。譬如李洱“午后的诗学”“喑哑的声音”“饶舌的哑巴”“光与影”等许多小说题目就是典型的命名，它们本身就充满隐喻性和象征性：一种矛盾的、悖论的、荒谬的存在方式。《光与影》中孙良的境遇告诉我们，当我们给生活演双簧的时候，生活并没有朝着我们预设的方向发展。实际上，就连费边式的妥协也只是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但是，每一次丧失都不是重大的事情所导致的，而是因为极其非常微小的日常事件。最荒谬的是，孙良在街头和小王所演双簧的失败使孙良陷入被动的位置，但小王竟因此升官，为了使孙良能够隐瞒这一事实，小王追到本草镇，跪在地上哀求孙良，“任凭孙良的尿溅了他一身”。最后，当孙良热爱的章老师被两个高大的学生“挟持”着颤巍巍地出现在孙良面前的时候，归乡本身遭到了最彻底的解构，生活的所有意义都没有了，只剩下偷鸡摸狗的性爱和一碰皆碎的脆弱。生活中最光亮的地方，恰恰充满了更为强烈的阴影。这恐怕也是作者把它命名为“光与影”的根本原因。它也意味着，当试图对日常生活进行命名的时候，这种写作会变得异常困难，因为它要挑战一整套的价值系统，譬如，归乡、现代性、田园诗的乡村，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