赖恩，这位名校文学系的高才生，在他高谈阔论的背后其实对弗兰妮心中的萨福一无所知。当然，他可以细致入微地条分缕析，这套本领向来都能帮他拿到全A的成绩，但弗兰妮突然厌烦了，说赖恩说话的样子像个部门人员：“我不知道在你们这边部门人员是怎么说话的，但是我们那地方，教授不在的时候，或者精神出问题或者去看牙医的时候，就会有一个部门人员过来代课。通常是个研究生之类的。总之，如果是一堂——比方说——俄罗斯文学课吧，他就会走进来，衬衣纽扣个个扣紧，还打了条领带，然后他就会把屠格涅夫讲上半个小时。接着，等他说完了，也就是等他把屠格涅夫糟蹋尽了，他就开始讲司汤达或者他在硕士论文里写的其他什么作家。我上的那个大学的英文系大约有十个这样的部门人员，他们跑来跑去，净糟蹋东西了。”

说真的，我对弗兰妮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同情，尤其当赖恩提及两位他很欣赏的诗人而弗兰妮即刻反驳的时候。弗兰妮说得有些激愤：“他们不是诗人，这是糟糕的部分原因。我是说他们不是真正的诗人。他们不过是写诗的人，然后可以到处发表出版诗集罢了。”

一场原本兴冲冲的约会就这样，被不投机的话给彻底毁掉：弗兰妮借故走开，躲在盥洗室里，将门反锁，像胎儿那样蜷缩着坐在地上，号啕大哭，用了整整五分钟的时间。这不免令人想起一开始的时候她在情书里抄录给赖恩的那首诗，萨福的诗，一个真正的诗人的诗：“温柔的阿多尼斯快死了，西塞瑞，我们怎么办？捶打你们的胸部吧，姑娘们，撕裂你们的衣裙吧。”塞林格的文学手法在这里巧妙地发生了作用，如果你能像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少女以淑女特有的慢条斯理消化掉这个故事，你一定会懂得萨福与弗兰妮共同的悲哭。哭声，是人类最原始的语言。

古罗马的大作家塞内加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里谈道：“语法学家狄第慕斯写了四千部书。就算他只是读了这么多没用的书，我都会可怜他。在有些书里，他探索荷马的出生地；在另外的书里，他研究伊尼斯的母亲是谁，阿纳克瑞翁到底更爱美色还是更爱美酒，萨福究竟是不是妓女，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就算知道了也应该立刻忘记的问题，而人们居然还抱怨人生苦短！”

或许在塞林格看来，狄第慕斯和赖恩的样子正是这个世界“实际的”样子，萨福和弗兰妮的样子则是这个世界“应该的”样子。他简直成了一位“耽于”萨福的作家了，甚至直接把萨福的诗句用作自己小说的标题（那本《抬高房梁，木匠们》，Raise High the Roof Beam, Carpenters）。萨福的诗句已经是他的社会乌托邦了，若这个乌托邦真的实现，麦田里便不再需要任何守望者了。

没有任何凭据，但我始终相信，这就是塞林格的深意。

并非武断，是萨福使我如此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