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曾养甫出任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1932年，任浙江省建设厅长，期间曾与茅以升一起主持钱塘江大桥的建造。他先是慧眼“挖墙脚”，将茅以升从天津北洋大学硬拉来做钱塘江建桥工程处处长；同时宣布“钱塘江大桥由我们中国人自行设计”，并聘请钱昌淦等一批美国归来的青年留学生工程师担纲设计。当建桥工程遇到较大困难处于进退维艰的困境时，他把茅以升叫来，正颜厉色地说：“我一切相信你，如果桥造不成功，你得跳钱塘江，我也跟你后头跳。”终于成就了中国20世纪建筑史上的这一杰作。

值得一提的是，曾养甫1935年11月还受陈立夫之托，秘密委派部属谌小岑寻找同共产党接触的渠道。接通关系后，曾养甫受命于1935年11月至1936年9月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吕振羽、张子华、周小舟进行了长达11个月的会谈，力促两党联合抗日，并有书信与周恩来等领导联系，为抗日战争期间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1936年秋，曾养甫调任广州特别市市长，1937年10月起兼任西南运输总处首任主任，后来还督办修筑滇缅国际公路、中越铁路和滇缅铁路等工程。

受命兼任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后，曾养甫以他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吴琢之、刘吉生、龚学遂三位副主任一起，迅速组建总处本部架构，并着手整合本属各方的资源，辟通国际军运渠道。

西南运输总处内设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警卫稽查、总务五组，及秘书、总会计、总工程司三室，另设购料委员会、运输研究委员会，各组室下又分设各科。

后因战事扩大，军运需求和规模急剧上升，曾养甫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最使他感到为难的是对来自各方均“颇有来头”的需求“摆不平”，便主动力荐由宋子良接任。

随着抗战的激烈进行，西南运输总处重任在肩。它跨五国（新加坡、越南、缅甸、巴基斯坦、菲律宾）及大陆境内八省，先后在香港、河内、海防、新加坡、仰光及汉口、长沙、桂林、贵阳、重庆、昆明、梧州、桂平、南宁等处设立分支机构及接转库、工程处等附属单位，形成一个对外联系香港、海防、仰光和对内联系粤、桂、湘、鄂、川、黔、滇等省的铁路、公路、水路的庞大运输网络，拥有各地员工达26000多名。

1938年9月，西南运输总处移驻昆明。从那时起总处一直驻设在昆明小东门内大绿水河，直到1942年结束使命。

据现存云南省档案馆中的“西南运输总处暨各附属机关高级职员名录（1940年2月—8月）”（全宗54，目录1，卷号184）记载，西南运输总处主要架构及工作人员配备如下：

主任宋子良，副主任吴琢之、刘吉生、龚学遂、陈体诚；

秘书长曾昭六，秘书一科长庄叔遐、二科长蔡行健，机要秘书蔡元；

总会计室主任黄仲鼎、总工程司龚学遂（兼）；

总务组组长罗纳齐；

公路运输组组长吴琢之（兼）、副组长铙竞群；

水路运输组组长何星林；

铁路运输组组长陈延姛；

警卫稽查组组长张炎元、副组长陈质平；

购料委员会主任委员苏乐真；

运输研究委员会专职委员王大麟；

香港分处处长宋子良（兼）、副处长方兆镐、主任秘书庄叔遐（兼）、业务科长庄汉开；

新加坡分处处长陈清文；

海防分处处长宋子良（兼）、副处长周贤颂、河内特派员黄强；

仰光分处处长陈质平（兼）、副处长陈湘涛；

腊戍支处处长严寿康、副处长龚少侠；

重庆分处处长汪英宾；

沅陵分处处长李晋候；

柳州分处处长黄荣华；

畹町分处处长冯建统；

西南运输总处组织架构及高级职员名册运输人员训练所主任宋子良（兼）、副主任吴琢之（兼）、刘吉生（兼）、龚学遂（兼）、陈体诚（兼）、教育长张炎元（兼）；

电台总台长霍实颂；

昆明运输事务所所长王绍义（8月后为陆振轩）；

滇越线联运处主任龚学遂（兼），副主任陆振轩、邝炎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