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务管理处主任胡兰生；

汽车修造总厂厂长吴琢之（兼），副厂长余乐醒、陈光椁，下设1—8修车厂；

公路运输组下属第1至第21汽车大队；

华侨运输先锋总队，下设一二大队；

华侨机工互助社总干事杨励吾等。

伯父（右）在西南运输总处伯父也从1937年起“抗日战赴，奉令调军事委员会西南进出口物质运输处，曾在香港、越南、新加坡、印尼、缅甸等处督导国外运来军品之接运业务”（《庄汉开先生行述》）。

1937年10月，伯父从南京赴香港途经广州时，曾陪方兆镐去拜访过曾养甫。不过那时他们还是代表即将成立的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商议国外军火经香港运往广州的衔接事宜。

曾养甫记性很好，一眼就认出几年前他视察江苏戚墅堰电厂时曾作过简短交谈的这个年轻工程师，并记得伯父是浙江大学电机专业的。交谈中曾养甫还问起浙江大学应变内迁的情况。

曾养甫以前并未见过方兆镐，但二人一见如故。方兆镐将近期可能到达的国外武器及军用物资情况作了简要通报。曾养甫说俞大维已给他打过电话，西南运输总处眼下还只是个空架子，但一定优先保证兵工署军械弹药的接运。他们忧心忡忡地谈及当时还在激烈进行的淞沪战役，一致认为今后对军需保障及军运的压力会更加严峻。

这副重担不久后就落到了宋子良的肩上。

祖籍广东文昌的宋子良1899年生于上海。1913年，他随父母流亡日本，在日本期间曾屡往孙中山住处为父亲传话。宋子良于1915年春回国，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和俞大维、汪英宾等先后为同学。宋子良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21年毕业于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回国后他先后担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秘书及总务司司长、上海浚浦局局长、六河沟煤矿公司常务董事兼协理、中国银行董事等职。1936年宋子良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1937年底被任命为西南运输总处的专职主任。

在父亲的印象中，宋子良决不是一个如外界有时所传盛气凌人的“纨绔子弟”或光会动嘴的“公子哥儿”，而是面容清瘦，话语不多，但却内秀实干，组织能力很强的一位历史人物。

和曾养甫一样，他前来西南运输总处是“受命于危难之中”。与他先前所熟悉的财政及银行系统不一样，西南运输总处是一个应抗战之运而生的“拼凑合并而成”的“非标”机构，但其涉及面之广、承担任务之重、操作难度之高，均属前所未见。

当听到对他的这一有点意外的任命后，宋子良没有迟疑和推托。他所提出的唯一请求是要宋美龄给他选两个得力的帮手，宋美龄当场就将军委会机要室的邵恩孚推荐给他当秘书，宋子良二话没说带着邵恩孚走马上任。

生于1909年的邵恩孚是浙江平湖人，西安事变时跟着蒋介

宋子良全家石在临潼华清池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事变和平解决后深得信任。此次他被派往西南运输总处，国际军运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千头万绪之中，宋子良依仗各位副主任和西南运输总处各部门及各外派机构负责人，并发挥自己的独特优势，做了大量组织工作，尽量使这架超级机器在各种制约条件之下运转得更优化。

宋子良介绍和起用了一些他先前较熟悉的同学和朋友，如任用他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汪英宾担任西南运输总处重庆分处处长，兼管设在重庆的西南运输总处主任办公室等。

汪英宾在圣约翰大学毕业后，也留学美国专攻新闻，曾任《申报》总经理和《时事新报》总经理。除重庆分处的本职工作外，汪英宾还代表总处，同军委会和兵工署保持联系和沟通，上报运情、传达指令，并处理一些应急事务。在后来中越芒街—东兴秘密运输通道抢运中，汪英宾还辅助陈修和与黄强，主管我国境内接运事宜，为抢运成功进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