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我从美国研修结束回到北京，在农垦部汇报学习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科研、经济、军事中广泛采用的“系统工程”（System Engineering）的心得，大家觉得颇有新意。赵凡部长在我汇报完后下来后，又特意吩咐要我第二天再到设在宛平的农垦部干校去讲一讲。多年后我的博士生导师袁文祺（他的夫人葛立贞是赵凡部长夫人的侄女）带我去赵凡部长离钓鱼台不远的家中去看望他，赵部长居然还记得此事，并问起后来的应用进展。

陪着三叔到北京来接我，顺便看望一些亲戚老友并游玩的父亲听说后，微笑着告诉我：“听（你）伯父说，俞大维在抗战时就说起过系统工程。”

按照现时流行的说法，西南运输总处拟可归属于“现代服务产业”，或者说是“后勤保障物流”；其最主要的服务对象就是军需物资，服务宗旨就是保障抗日战事的顺利进行。

伯父在抗战期间，有幸见识并参与了俞大维的国际军运系统工程的策划、制订、实施和反馈。

俞大维手中拿着几张纸，一张上写着对战事发展的预判，以及防守或进攻战役所需要的武器汽油医药等保障需求；一张上写着国内现有数十家兵工厂（正在迁移中的或即将迁移者除外）能在设定期限内自行制造出的军火装备数量；再一张上写着国内本期财力可购买兵器数量加上国际可援助物资数量，以及可望到达卸货海港（后来还有空港）的时间；然后是西南运输总处国际军运通道在该期限内的承运能力。

俞大维会带领伯父等对上述各子系统在各项常数固定的前提下设定各个变量一定的上下限，进行模拟运算；然后再测算最佳运行参数，以求得整个系统的效益最优化与极大化。在虚拟模拟之基础上，再拟写对于目标时期内国内火炮、机枪、步枪、榴弹等各项军品的生产指令、国际援助或采购谈判、国际军运调度等项建议，报请核准后下达。当然，实施过程中由于存在太多不可预见因素，往往不能达到预定目标。

这一系统计算的复杂性，在于某一个看上去很微观的因子一旦变动，就会影响整个系统的一大堆指标的变动。但这对于精通数学的俞大维好像不在话下，而且还乐在其中。

俞大维有好几次用粉笔将“System Engineering”写在推演板上，给伯父他们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在京期间，在去设在京郊宛平的干校时，我特意请求司机在经卢沟桥时停一下。迎着冉冉上升的朝阳，我满怀敬意地踏上了桥。瞻仰着汉白玉栏杆上象征着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的石狮，耳旁仿佛又响起了父辈抗战的枪炮声。

西南运输总处在最为危急的抗战初期及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极度艰难的社会环境下，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冒着生命危险，为当时处于危急关头的中国战场运进了总量高达1066000吨的战车火炮、枪械弹药、汽油柴油、药品器械等最急需的战略物资，有力地支援前线的浴血作战,并为整个大西南后方的军工生产及交通运输建设提供了急需的物资来源，极大地鼓舞了军心和民心。

同时，西南运输总处还担负着战时易货贸易的重任，从国内运出用来换取外援的钨、锡、锑等战略矿产品及桐油、茶叶、猪鬃等农牧产品，换回急需的机器原料等生产资料和少量的米面等生活资料，对稳定大后方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西南运输总处也为战时战区厂矿、学校内迁，华侨投身抗战，战区军队输送，国内外人员交流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