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多的时候，宋子良以十分虚心的态度倚重在他上任之前

西南运输总处旧址（昆明大绿水河）西南运输总处证章就已在西南运输总处工作的同仁。每逢作出大的决定之前，都会和吴琢之、刘吉生、龚学遂、陈体诚等副主任一起商量，甚至请教。他和曾昭六、方兆镐、陈质平及伯父等中高层干部先前大多也并没有一起共事过，但也都能注意给予尊重，并信任和放手让他们主持所分管的工作，因此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进入角色，保持和推动西南运输总处庞大系统之各个子系统加速同步运转。

几位副主任也都可圈可点。吴琢之系距常州不远、离上海更近的江苏太仓人，早年留学法国专攻现代交通管理专业，学成回国著有《公路运输管理》《欧美旅途随笔》等（现均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并发起创办了在国内很有名气的南京江南汽车公司。抗战爆发后，吴琢之受命担任西南运输总处主管公路运输的副主任，在千变万化错综复杂的境况下出色组织了横跨境内外庞大运输网上的数万辆军车民车的日夜奔忙。

刘吉生是浙江定海（今舟山）人，在诸位副主任中较为年长（出生于1889年11月）。刘吉生是著名爱国实业家刘鸿生之弟，后来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刘念智的叔叔。他在进西南运输总处之前，曾任开滦煤矿售品处经理、中国企业银行常务董事兼总经理、香港火柴厂董事长、培成女学校校董等职务，又是大中华火柴公司、上海水泥公司等十几家企业的董事，十分擅长西南运输总处各方面资源的配置与内部管理。

龚学遂生于1895年，出身于江西霞澌的名门望族。他在年轻时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矿山系学习，毕业回国后曾任南浔铁路管理局局长、江西省建设厅厅长及南昌市长。龚学遂能够学以致用，将国外学习心得借鉴参照，用于国内相关工程建设，专长在于建造公路铁路和飞机场，到西南运输总处前后，对滇缅公路、中法铁路等均投入了大量精力。

后来被增补的第四位副主任陈体诚则跨度更大。他1893年生于福建闽侯县螺洲镇，早年就学于福州全闽学堂，后毕业于上海交通部工业专业学校土木工程科，派赴美国留学。他在著名的卡内基钢铁研究院专攻桥梁构造工程，并担任留美“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学成回国后，陈体诚先任京汉铁路局工程师，参加修建黄河大桥，中间还去北京大学客串过教授。不久后他被任命为经济委员会公路处处长、浙江公路局局长，先后主持建成浙江江山经枫岭至福建浦城的公路、福(州)古(田)瓯(建瓯)等公路，总长度高达3000多公里。抗战爆发后的1939年，陈体诚被调任西北公路特派员兼甘肃省建设厅长，负责筹建中苏后备国际军运战略通道，但没过多久，他又再次奉调来到西南运输总处。

据和这几位副主任都打过交道的伯父评价，他们都是十分称职的领导和极为难得的人才。

在倚重诸位副手的同时，宋子良对于一些关键地区和关键工作亲力亲为。如仅在西南运输总处内部，他就兼任了香港分处处长、海防分处处长、运输人员训练所主任、华侨机工互助社理事长等职。这些兼任并不只是挂名，更不是为了“图名”，而是为了能够保障相关工作的切实推进。

父亲曾说起：没有宋子良，以及他那批栋梁助手，就不会有西南运输总处最为闪光的一段历史。

其实，西南运输总处还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幕后推手”或“幕后英雄”，那就是俞大维。

俞大维虽然从未在西南运输总处担任过任何职务，但“功夫在诗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俞大维是西南运输总处的一名“总导演”。西南运输总处所承担的武器弹药、汽油军需、军工装备等核心业务与85%以上的运量来自兵工署，接运和交货时间地点也由兵工署指定。没有俞大维，西南运输总处的功能发挥乃至存在的意义都必定会大打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