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办事处（分处）的前身是军政部兵工署香港办事处。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战开始，不久八一三上海战争（即淞沪会战——编者注）发生，上海港海运中断，兵工署决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接运军火材料。派方兆镐为处长。”

父亲也随着伯父南下，到达广州后稍事休息，就坐车经东莞、宝安、深圳赶赴香港。当时香港还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父亲第一次来到广东，又即将离开祖国大陆，不免十分留恋、四处张望。

就快要到罗湖口岸时，前方路旁山坡上出现了一大片江南从没有见过的树林。成千上万株挺立的大树葱茏翠绿，顺着蜿蜒起伏的山岭，漫山遍野，层层叠叠，一望无际。司机告诉他们：这是红锥林。

“红锥”就这样走进了父亲的视野中和心底里。以后父亲又在不同的国家及地区多次见到红锥树和红锥林，但从没有这一次那样扣人心弦。在他们心中，红锥，已成为祖国留在心中的一个印记。

顽强生长充满生机的祖国红锥林父亲在香港分处（太平山）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原址（皇后大道公主行）“兵工署驻香港办事处在方兆镐到港后即成立，对外称大陆华行”，地址设在香港皇后大道公主行。

1937年10月创建兵工署香港办事处的最初成员计有15人，伯父和父亲都在其中。伯父先和陈质平（时用名黄彬）、胡超振一起任秘书，后任业务科长。“陈质平任监查科科长，负责仓库码头车站的警卫和押运工作。”还有首任业务科长的邝荣钟、运输科副科长赵廷珍、会计科长秦昌照。同事还有张祖屏、谢承健、邱坤德、钟德望等，“之国比我们先到港，他被派管理七姐妹仓库”。随着业务的扩大，香港办事处还陆续招聘了一些优秀本地青年员工，如出生在香港沙田的曾河福等。

父亲时年22岁，还没有资格担任什么正式职务：“我最初被派在码头做装卸工作，后专门造报表。记得当时军火极大部分是步枪、机关枪子弹、机枪也有，重武器极少，大部分是德国、比利时及捷克所售给，系由港装火车运广州再转运长沙、武昌等地。”

没过多久，随着忻口、南京等战役的展开，对于武器弹药等物资需求剧增，各个战区频频告急。鉴于当时香港建有规模设备均上乘的海港，香港—广州又是抗战初期最为重要的国际运输通道，所以西南运输总处设立伊始，便决定设立香港分处。

1938年1月正式宣布开设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由宋子良自兼处长，方兆镐等任副处长。兵工署所有接运军械及器材之工作完全移交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接办，原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大部分业务人员及运输仓库方面人员都调过去作为香港分处的基础”。

父亲回忆道，“西南运输处分处成立后，兵工署港办的业务并过去，我亦随同进香港分处运输科，在赵廷珍副科长领导下做物资表报记录工作”。父亲并被任命担任办事员。

宋子良兼任香港分处处长后不久，就来到设在香港皇后大道公主行二楼和三楼的处本部办公室，在方兆镐的陪同下，和在家的工作人员见了面，讲了几句话，还到各办公室转了转，这是父亲第一次见到他。

沈鼎三（左三）、应奋灵（左四）等在香港分处沈鼎三、俞大纲及夫人等在香港分处方兆镐将公主行三楼他原先的办公室让了出来，自己搬到隔壁较小的一间，但将挂在墙上的一幅办事处特制的香港至广州运输线路视图留在原处。宋子良来后又增挂了一幅范围更大，包括重庆、昆明、南宁及越南、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在内的巨幅地图。香港分处设立之初的半年中，宋子良常来公主行办公，还在公主行召开过几次总处的工作会议，但自1938年下半年起，他就较少来这里办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