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香港分处（英国船上）没过几天，还是在方兆镐的陪同下，穿着一身浅灰色工作服的宋子良来到正在卸一批迫击炮和重机枪的三号码头察看。宋子良向正在码头进行登记的父亲简单询问了该码头装卸及转运能力等情况。方兆镐向宋子良介绍说：“这是庄汉开的弟弟。”在香港分处同仁印象中平素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甚至显得有一点忧郁的宋子良脸上显出笑容，伸出手来和父亲握了握手，并指着方兆镐说：“我们三个都是‘兄弟抗战’，抗战兄弟。”

又过了没多久的一天下午，为国际贷款事宜前来香港中环的宋子文也拐到公主行坐了坐。那天宋子良并不在，当方兆镐送他出来时，西装笔挺、系着一条蓝色领带的宋子文走过运输科大办公室，又折了回来，进门向正在处理业务的父亲他们挥挥手打了个招呼。

大约在元宵节前后的一天，在抢运完一船苏联军火后，大家松了口气。总务科叫来了一大锅煮好的广式元宵。宋子良就叫在办事处里的人都聚到二楼运输科大办公室一起吃。广东的元宵个头较小，父亲边吃边和身旁的同事比画着说：“我们常州老家的菜肉团子一个要顶这样的四五个，吃起来过瘾。”和方兆镐、伯父等坐在隔壁桌旁的宋子良听见后，也接着说：“川沙城里的枣泥核桃仁、荠菜鲜肉糜汤圆也很好吃啊。”

见大家都静下来听着他，宋子良乘兴接着说，“小时二姐常带着子文、三姐和我，有时还有邻居小孩一起到街上玩，每每拐到离家不远的大街上点心店，就掏钱请我们吃汤圆”，“我们就站在大锅前看着做汤圆，调包汤圆的糯米粉时不是用水，而是用粥汁，所以好吃”。

旁边的方兆镐插言问道：“那你哥请你们客吗？”宋子良笑着回答：“他也有钱，但总是跟着吃，好像从未掏过钱。”方兆镐说：“所以他能当财政部长。”大家都笑了。

后来在1938年盛夏的一天，宋子良的夫人席曼英路过香港时也特意到办事处来看望了一下。不过父亲外出没有见到，但回到办公室后见到了席曼英赠送的好几十箱美国新出的盐汽水。父亲带了几瓶到码头，回赠给苏联船员喝，宋子良（右一）和夫人席曼英（左三）好像大家都是第一次喝到盐汽水，觉得味道有点怪，但感觉挺新鲜，气泡也很足，喝了颇能解渴。

父亲回忆道：“西南运输总处香港分处成立后，因不单只兵工署一个机关，所以业务比较繁忙，业务方面军火运输仍是大宗。”“记得当时苏联运来军火，有五六船，其中有大批重武器，包括坦克车100辆等。这批军火全都是由苏联船长用船只亲自送到香港。”

父亲由于身处装卸第一线，与这些苏联船长，以及二副与水手长打交道挺多。父亲那时年轻，工作十分认真，又是农村出身，也能吃苦，常主动与装卸工人搭把手，有时时间紧时还在本职工作做好后披上块布和工人一起干。这种做法被负责交接和经常从船边上上下下的苏联朋友看在眼里，因此相处得也不错，时不时会有伏特加酒（按水手们的说法是“不收不朋友”）带回处里。

1938年初，一艘苏联船（好像叫“敖德赛”号）装载着一批坦克运到香港。但当时我方转运船只对这些庞然大物的整体装运还缺乏条件，有时要拆卸部分部件后才能转运，不仅效率低而且还耽误时间。当时前方战事十分吃紧，父亲“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找机会和言必称是“斯大林同志亲自派来的”船长康斯坦丁诺维奇半开玩笑地商量，能否从香港直运大陆？

当时苏联还十分忌讳，不想让日本方面得知运送军火之事，但这位身材魁梧、留着大胡子的船长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当场拍板说“行”！但想想后又要求中方对此“守口如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