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香港分处

（苏联船上）父亲赶紧回来汇报，赵廷珍和邝荣钟都觉得很好，就一起向方兆镐汇报。方兆镐说这一设想很好，但运广州不行，并指示连夜派员前去踏勘。经请示总处（当时宋子良好像正在香港）后，第三天晚上，由原装苏联船将这批坦克直接运到了虎门上岸。

与此同时，由香港运到全新的“斯蒂贝克”2.5吨货车50辆，立即就地编成汽车第一特别大队(对外则称兴运公司汽车运输部)投入军用运输。香港分处的人员最多时也增加到50多人。

香港分处负责转运的这些武器弹药，在1938年展开的台儿庄、徐州、武汉等战役中发挥作用；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台儿庄会战，先是第五战区第二集团军第31师据城死守，后围堵击溃日军第五、第十等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濑谷支队及坂本旅团，歼灭日军2万余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严重地挫伤了日军的气焰，是正面战场在抗战初期取得的一次大胜利，振奋了全民族的抗战精神，坚定了国人抗战胜利的信念。

1938年年末，中国军队又先后组织南昌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第二次长沙会战，“据说长沙等大捷就有这些武器的功劳”，还有卫立煌在平型关大捷后转送给八路军的子弹中就有部分来自香港分处所运送的军火。

父亲作为国际军运的参与者，自然对自己工作的价值很是关心。他经手的武器弹药批次繁多，绝大多数在运回国后也不知道去向，记忆中只有两次的印象还较为深刻：

一次是一批德国重迫击炮，系俞署长托在德国留学和工作时的朋友购买的，当时属十分先进的武器。不论在射程上还是在杀伤力上，德制重迫击炮都领先于当时国内制造的同类炮种及日军配备的建制火炮。

但这种新型武器对使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射击诸元的计算需要更加精确。为提高使用效率，切实增强部队的战斗力，给日寇以更大的杀伤，接收单位庐山守备军（66军）还专门派出一个工作小组前来香港接收，并由德国技术人员进行简短培训。

66军本是广东部队，但带队前来香港的军械参谋是从百水桥材料试验所出去的，在香港分处有不少老同事。因此在港期间这个姓蔡的参谋好几次前来看望老友，并请他们出去吃饭。父亲与那位参谋原来并不熟，但在盛情邀请下还是一起跟着去了。当时庐山在大家心目中很是看重，因此都为守备军能得到这批先进的武器装备而感到高兴。

另一次是一批“特运”宁波的航空燃油。当时大多数军火器材的交运目的地都是广州，不仅父亲他们这些低级工作人员，就是方兆镐及伯父这样的中高级人员也不知道运到国内后的分配去向。只有极少数批次称为“特运”，即在国外发运时即注明接收目的地。以前也运过不少汽油包括航空燃油，但从未像这次那样作为“特运”处理。

而且这批可能是那个时代最高标号（100号）的航空燃油到港卸下后，并未如其他燃油先在仓库中存放几天，排队等候转运，而是由卸货码头直接运回国内，且全程都由时任稽查科长的陈质平带双倍警卫人员亲自押运，这种“待遇”也是平时不太有的。

父亲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属“军事机密”，所以也从未打听。以至于后来刚听到对东京“纸片轰炸”的消息时还一时联想不起来，直到方兆镐副处长笑容满面地召集全体工作人员宣读总部发来的嘉奖电报。

1938年5月19日夜间，中国空军出动两架“马丁B-10型”轰炸机，分别由徐焕升和佟彦博两个机组驾驶，远征日本本土，投下100多万份传单，对日本侵略者发出了严正警告：“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而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