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新加坡分处（1939年）不料又过了一周左右，父亲又见到了苏圻来的母亲和身材矮小清瘦的他本人。这次是她母亲来分处指名要找父亲。其诉求则正好和上次相反：是要父亲去和南侨总会说情收下苏圻来。

原来南侨总会两天后已正式拒绝了苏圻来，苏圻来回家后和母亲吵了一架，苏圻来的父亲帮着儿子，并说要不是他身体不好也会去报名。又过了两天，父子二人拉着苏母一起去看南侨总会组织的抗日宣传演出，当演到日寇暴行时，苏母看得泪流满面。回到芽笼的家中，又接到浙江老家来信，得知叔伯和小侄女被日军用刺刀捅死，苏母当场哭得昏了过去。被救醒后，苏母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拉着圻来上分处。

苏圻来母亲一手紧拉着儿子，反复说着一句话：打日寇，打日寇！她那泪光闪烁又无比坚定的目光，让在场每一个人都十分感动。

与学徒出身的苏圻来不同，大多数前来报名的华侨机工在侨居国已具有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稳定可观的收入。如后来在八募与父亲一起共事过并坚持到最后突围的王文松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文松祖籍海南万宁，早年来到新加坡。他天资很高，又十分能干，中英文都讲得很好，中学毕业后又刻苦学习汽车原理与机械维修，当时已成为名享狮城的一名高级技师。王文松可谓业成名就，收入可观，妻儿老小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居住在柔庶街48号。

但当祖国遭受侵略之时，已过而立之年的王文松毅然响应报名回国。陈嘉庚在《南侨回忆录》中专门提到了他：“有一机修工在洋十余年，每月收入坡币二百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

在与王文松随行的同伴中，有来自海南琼海的陈昭藻。陈昭藻曾应聘于新加坡有名的亚细亚轮船公司，当过远洋海员，当时正与他哥哥及另两个海南乡亲一起在新加坡合股开办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天和堂药店”，经营良好。为了祖国的呼唤，他们放弃在侨居国丰衣足食的生活，离别亲人，义无反顾地踏上了烽火连天的征程。

因招聘时对南洋机工的要求之一是“年龄20至40岁”，陈昭藻当时已39岁，他唯恐报名后落选，便将自己的年龄改为32岁；又将大女儿请家嫂带回海南老家，作好了精忠报国的准备。

2013年2月，春城昆明已是阳光灿烂鸟语花香。陈昭藻的小女儿陈达娅激动地回忆起她终于发现父辈足迹的难忘一刻：

“从2004年起，我几乎把所有的工余时间都泡在云南省档案馆里。我阅读历史档案，阅读有关南洋机工的书籍，收集整理各南侨机工史料。一张张发黄的陈年文档在我手中翻动，每一黄页都成了历史的载体，承载着这一段非凡历史的档案，从多年的沉寂中被我激活了。”

“当翻到卷宗92-2-146第78页时，我猛然看到了‘陈昭藻’三个熟悉的字样。我的心跳随之加快。拿着那一张黄页的手也颤抖起来。我看到了父亲年轻、帅气的模样。父亲穿着西装，系着领带，双目炯炯有神。”

“星洲、太平、怡保、霹雳、槟城、马六甲、柔佛、吉隆坡、暹罗、苏门答腊、西婆罗洲——所有机工都侨居南洋，卷中贴有的照片，虽时隔半个世纪，一个个眉宇间仍朝气犹存、潇洒帅气。”

父亲在新加坡分处附近小桥上2006年前后，陈达娅、陈勇又先后应中央电视台的邀请，一起重走滇缅路，从昆明的滇缅公路零公里直至终点缅甸的腊戍，一路缅怀着当年华侨机工的克艰排难的烽火运程。

在《再见吧南洋》一书中，陈达娅深情地写道：“父亲和他的战友是一群书写非凡历史的当事者、亲历者和见证者。祖国的苦难和辉煌历程中，深深地印证着他们的足迹。他们是一群用青春和热血书写历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