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年的金秋，郁达夫从国内回到日本之后，很快就将婚前无谓的抗争，以及围绕新婚所产生的各种欢乐和悲凉一股脑儿地抛在九霄云外。他一方面积极地联络成仿吾、张资平、郭沫若等人继续他们的“创造”之梦，另一方面则呕心沥血地写作他的《沉沦》等白话小说，成就文学的春秋大业。

创造社的发轫，远在 1918 年夏末秋初之际，到 1921 年仲夏，具有新时代蓬勃气象的创造社已是呼之欲出，已经到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境地。这一年的 6 月底，为进一步落实稿源，确立刊物名称、编辑方针和人员组成等问题，郭沫若亲自从福冈到京都去找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等人商量。但因那时的郑伯奇他们正忙于应付期终考试，所以，郭沫若原来计划讨论的事情“并没有说上”。

未来京都之前，郭沫若是抱有很大希望的，他满以为这次京都之行，必会结出丰硕之果，新的文学社团，纯文艺性的同人杂志也一定会在这里生根发芽，并开出鲜艳的花朵。

然而结局却是令人沮丧的。

忧虑、焦急、失望之余，他又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列车。这时，郭沫若的心情是极其沉重、复杂的，免不得又想到即将创办的文艺杂志的事情来。

郭沫若魂牵梦绕的诸多问题，想来想去总没有具体的着落。这时候他最大的希望就是到东京后，能够得到平素他所敬重的“几位有力的友人的鼎力相助”，使他不虚此行。

他所言的这几位“有力的友人”，郁达夫当居首位。

因为据郭沫若所知，郁达夫在日本汉学界早已小有名气，《新爱知新闻》《太阳》和国内的《神州日报》等报章杂志时常有他的旧体诗发表，而且还获得了好评。在频频发表旧体诗的同时，他创作的白话小说也积累到一定的数量。

重要的还是——郁达夫不但有创作的热情，而且对组织新文学社团，创办同人纯文学性杂志的积极性也较其他几位友人要高得多，可以说他是未来“创造社”的主要组织者和最得力的骨干。

对杂志的名称，郁达夫“赞成用《创造》，月刊、季刊都不论”，自己亦可保证为每期的刊物保证提供一两万字的文章，已写就的《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个短篇可结集起来作为《辛夷》小丛书之一出版，以壮声势。

看到郁达夫的这股豪情，郭沫若初来东京时的满腹忧虑顿时烟消云散，当晚就栖息在他的病房里彻夜长谈。从郁达夫身上，郭沫若看到了创造社的未来和希望，信心倍增，遂决定将这里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他，并“要他做个中心，退院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商议一下；最好督促着大家在暑假之内努力做些文章，好使杂志在年内或来年的正月出版”。（郭沫若《创造十年》）

依照郭沫若来访时两人商定的方案，郁达夫一出院便将在东京留学的同人们召集到寓所开会，经过充分酝酿协商，大伙最后一致同意将同人团体定名为“创造社”，时值 1921 年 7 月 13 日。

从与孙荃新婚之别到创造社正式宣告成立这段时间里，郁达夫除积极参与筹备、组织之外在新文学创作上也是成绩斐然的，《银灰色的死》《南迁》《沉沦》等小说就是这期间完成的。

《沉沦》中的三个短篇，虽然名称有异，内容有别，人物命运的结局也不尽相同，但它们的中心思想和所欲表达的主题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要用生动活泼的白话语言和新鲜灵巧的艺术形式来深刻揭示“现代人的苦闷”，准确一点说就是“现代青年人的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