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一心想在首尔国立大学读医科，但外公坚决不让她参加考试。一方面，首尔国立大学是一所男女同校的学校；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学医太难，也和大家闺秀的形象气质不符。外公认为，制药学是一个能满足她对医学渴望的折衷选择。于是，我母亲进入梨花女子大学，学习制药专业。几年后，外公才允许家中最小也最聪明的女孩去首尔国立大学读书，但条件是，她必须要学家族经济学专业。

家中的次女，也就是母亲的妹妹，是个机灵的大美人儿，现在是一名舞蹈教授。她特别讨人喜欢，更多的时候，她把我当成小妹妹而不是外甥女对待。我和二姨的感情一直非常深厚。外公对她很头疼，她是一个被宠坏的少女，满脑子想的只有跳舞。对于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人来说，古典芭蕾舞还是一种颇让人费解的东西。在我外公眼中，这和情色舞蹈没什么差别，不过就是一个穿着暴露紧身衣的男人在舞台上将穿着半裙的女孩提起来旋转，在手上舞来舞去的节目而已，这舞蹈太不适合大家闺秀了。于是，外公和外婆用尽一切办法，试图阻碍二姨追求芭蕾舞。最后我母亲在他们之间斡旋，解决了这件事：让小姨进入当时最好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读书，而外公外婆即使不情愿，也必须接受让她在大学里学习芭蕾舞的事实。二姨后来成为了一名专业的芭蕾舞女演员，还当了大学里的教授。

我父母第一次相遇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当时他们都在准备初中入学考试，在同一个辅导员的小组里学习。六年后，他们都成为了大学生，在一场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和梨花大学制药学科的联谊会上再次相遇。当时，我父亲作为首尔国立大学医学院学生会主席，一直忙于组织这场联谊会，所以没有和母亲说话，但他们都注意到了彼此。毕业后不久，他们就结了婚。直到现在，他们还常常拿当初谁先追谁的事情互相调侃，均羞涩地认为是对方主动。他们对这种对话乐此不疲。

1973年，我在父亲工作的医院里出生，他当时是内科总住院医师。母亲当时在一家德国制药公司工作，担任勃林格·殷格翰（韩国）有限公司CEO的特别助理。

据说，我从小就是个早熟的“小故事家”，邻居们经常跑过来，饶有兴致地观看两岁的我一个人“开庭”几个小时，或者即兴表演记忆中的民俗故事，把围观的人逗得呵呵直乐。当然，这些描述来自家人，肯定被他们添油加醋了一番，因为大多数传奇般的孩子小时候皆是如此。但毫无疑问的是，作为第一胎的我，当时被家人万般宠爱。

那时候，我的外公还在世，但是病得很重，生命垂危。他躺在床上，时而起来走动，走着走着就悲声啜泣，屋子里笼罩着一种无以言状的伤感。随后，他又会安静下来，然后昏迷不醒。在我看来，他是在用睡眠来麻醉思乡之痛。

外公去世之后，我们一家人都住在蚕室（Jamsil）的一个小公寓里，我、妹妹，还有父母、奶奶、两位成年的姑姑，以及一个未成年的叔叔，一大家人住在同一屋檐下。我们的公寓正对着一块宽阔的场地，1988年，奥林匹克村就在此地落成。

那时候，父母外出工作，奶奶在家照顾我。奶奶非常疼爱我，常常将我紧紧拥入怀中，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被她抱得快要窒息了。因为经常在厨房忙碌的关系，奶奶的手总是湿漉漉的，围裙上也总是沾上泡菜汁，辛辣的泡菜味儿常常熏得我直流眼泪，但那股味道好像是附在奶奶身上一样，就连她流出的汗水都像是撒了盐一样。

母亲与奶奶之间的“权力争夺”几乎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母亲生了两个女儿，没有儿子，这使得奶奶很不满意。最终，母亲不得不生下第三胎，结果依然是个女孩，也就是我最小的妹妹。对于一个韩国人来说，连生三个女儿的不幸，无疑会成为一个女人一生的慨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