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轻时的“文学梦”和“科学梦”都不甚久：我的语文一直不错，从来都是课代表，用诸暨家乡方言“声情并茂”地朗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乃是我作为这个课代表的一项“特权”，但我从未梦想过成为“文学家”——我充其量设想过成为一个“新闻人”的可能性，因为“新闻学”和“考古学”乃是我认真地考虑过的两个文科专业，虽然我后来报考的是理科；我的数学也不赖，时常在各类竞赛中得奖，还在1984年那一套可能是有高考记录以来难度最高的数学卷子上考出了近七十分，但我也从未梦想过成为陈景润；我倒是梦想过成为“学者”，但应当也不是那种“大”到要出眼下这种“集子”的学者；我最终的同时也是未完成的身份乃是“哲学工作者”。我不知道要把“哲学家”这个名号的内涵缩小到什么程度，同时把它的外延放宽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我这样的“工作者”也包含在那个“家”中。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离一个“哲学翻译家”的距离肯定要比我离一个“哲学家”的距离近一些——如果不说近得多的话。

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按照某种归类“集结”在这里的至少在表面上颇有参差的文字——它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一个离“哲学家”还很远的“哲学工作者”和一个离“哲学翻译家”相对比较近的“哲学翻译者”写的——都或者与翻译工作直接相关，或者就是在漫长的翻译生涯中用作休息的时间里，为了调剂自己日渐沉闷的情绪而敲出来的，有的（或者它们的“雏形”）甚至就是直接敲在作为自己的娱乐方式而给天各一方的朋友们所写的各类邮件中的——我给这些文字取的一个总名就是“我的部落格”。为此，我要感谢那些为了尊重他们就必须在这里“被匿名”的朋友，他们长年累月地忍受着我兴之所至和信马由缰的“骚扰”，虽然他们最常用的忍受方式就是沉默——他们显然比我更好地践行了维特根斯坦的箴言：“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但他们也许更善意地“忘记”了芝生冯友兰先生的教导：“人必须先说许多话然后保持沉默。”特别要感谢的是严搏非先生，他既是上述“朋友”这个大类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一个足够“另类”的成员，多年前他在看到我信笔写下的一则随记（我还记得这篇博文就是《天堂夜归》，虽然我那时还没有使用“我的部落格”这个总名）后就问过我有多少这类文字，他愿意帮我结集以让更多的朋友分享。大约是两个月前吧，看我的“部落格”“行情”随着朋友们受到“骚扰”的频度而更有些“看涨”，他又重申前议，颇愿做一件集始作和终成于一身的雅事。我必须在这里承认，他的这番盛情雅意对于我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鞭策，而这是因为，我虽然有时会自嘲并被嘲已经“堕落”到只能写写这类小品文抑或“部落格”，但却自揣仍然自觉肩负着崇高的翻译使命，并在多年前就设想过而且到现在也依然没有放弃自己更为宏伟的写作计划。就此而言，搏非的这个建议无疑是给了我一个“自行了断”或者至少是向“沉沦”于“部落格时代”的“我”告别的机会。当然我也必须说，在一个“诸神隐退”、“生灵涂炭”——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仅仅是个人的原子化或原子化的个人——的时代，这种“告别”是如此哀伤和艰难，至少并不十分令人畅快和感到容易，但为了已经日渐贫瘠和苍白的“自我”的重新成长和更大程度的充盈，这种告别又是——用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流行的小品中的词来说——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