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去年七八月间吧，大概主要还是拜自己的这个无限接近于翻译家的“翻译工作者”的身份所赐，我应朋友之邀参加了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首届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级讲习班”，并且忝为“讲师”。我是掐着自己的“讲习”时间来到北京郊外蝉声沸腾中的昌平校区的，在为我“接风”的宴席上，一位朋友提到他刚在“哲学在线”上看到我的“迹近小品”的文字，并由衷地夸赞了几句，我在内心无比激动的同时还是强作低调，连称小作实难“登大雅之堂”。从这个角度，用“登小雅之堂”来定位这里的文字的性质，我自信倒确是虽不中亦不远的。虽然根据我浅薄的文史知识，《诗经·小雅》乃讥刺之作，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这里的某些篇什也似乎确实不乏这种精神和趣味，但我仍然要正名并自我辩诬的是，从内在的层面，无论我自己，还是这里的文字，都也还是谨遵“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之诗教的；我也曾经自我调侃：“温柔敦厚”也许不及，“光风霁月”或有过之。在为我的“部落格”辩白时，我还曾有言：“这些文字也许并不是非得公开，但它们无疑具有可公开性”，现在想来，这种可公开性大概就是我所谓“光风霁月”之所指吧。

今年九月底的一天，我陪小女在曲院风荷荡舟，微风之下水平如镜，远山寂寂，一派清秋气象，在在不免引人秋思；回家在逛“古曲网”时就撞上了李祥霆先生演奏的《天净沙》一曲，当时就曾发给我的朋友们分享。我其时未便提及的是，我的“秋思”还有一个更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寄托对象就是已经在十年前的深秋离我而去的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地质工作者，但在我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个热爱哲学的人，我最初接触到的哲学书就是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北京求学时在当时的东安市场买到的，例如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小逻辑》，当然还有列宁的《哲学笔记》；他基于自己的“政治经验”先是在1984年阻止我报考文科，后来又在我顺利地从理科脱颖而出上重点大学分数线之后，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上吉林大学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学习，并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我自然明白，他的这份期望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就是他自己未能实现的“哲学梦”。父亲有很高的抱负和眼界，记得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在国内“层阶”最高的哲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这篇文章题为《斯特劳森的哲学图像》——后，有一次在我刚装修好的小家，我拿出这篇文章给他看，他翻了翻，在流露出欣悦神色的同时，说了一句：“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的话写出有独立见解和思想的东西就好了。”我相信，从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他一定是不满意于在那之后还“打拼”了这么些年的我的表现的。同时，父亲还具有非常好学的精神和相当强的学习能力，他也曾经学习过多种外语——这从我在他的藏书中发现的各类各语种的词典中就可以得知——并对俄语和英语具有较高的素养。毫无疑问，这种学习兴趣和能力都是我所不具备的。这样说来，对于我目前之差不多以翻译为业，就一定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了。但我曾想，如果我们（也包括一定已经在天堂的他）不要那么苛严地看待人类的理智活动，适当地放宽对于人类应当和能够去成就的事业的了解，我自我安慰——其实主要是为了安慰他——地认为，他对我事业上的成就或者所成就的事业应当也是可以满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