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年多艰苦的努力，我完成了题为《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彼得·斯特劳森哲学引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着重“研究”了斯特劳森在形而上学、身心问题和先验论证方面的思想。在勾勒了斯特劳森的哲学方法和哲学图像之后，分别从斯特劳森—罗素之争、斯特劳森—奎因之争、殊相的识别与本体论的优先性、经验的归属与人的概念、概念图式与先验论证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斯特劳森哲学的成败得失及其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论文获得了评议专家的肯定并于1996年6月顺利通过了答辩程序。时隔近二十年，毕业前后的很多细节都已经淡忘了，只有夏先生在答辩会上说的一句话至今犹历历如在耳边：“小应最初要做这一题目，我还有些担心，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对的。”

但说来惭愧的是，似乎半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半是由于我一贯的半途而废的做事风格（如果性格即命运，那么一切皆命），毕业从教以后，除了把学位论文分解成五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我并没有机会继续从事斯特劳森哲学的研究，也辜负了我的老师孙月才先生希望我将来到牛津在斯特劳森指导下从事研究的期望，更遑论向世界哲学高峰攀登和冲刺了，而是转到了表面看来与语言分析哲学不相干的领域，这时想起范师“小应能够适应多方面的研究”的话，竟有哭笑不得之感。

2000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计划在上海某出版社出版一套丛书，我的博士论文也被列入其中，并于同年底出版。正如我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虽然我“喜新不厌旧”，对斯特劳森哲学一直并未忘情和释怀，但当时我显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提高我的论文水准，而只能就过去几年新出文献和相关进展作力所能及的修改和润色。修订过程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材料有：斯特劳森为《斯特劳森的哲学》所写的《我的哲学》一文已经发表了，但由于时间紧张，我并没有找到这篇重要的文献，而只是就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的引用做了转引；斯特劳森接受江怡的访谈录也发表了，这篇访谈对理解他的思想颇有帮助。其他值得一提的工作还有：余纪元在牛津期间为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撰写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斯特劳森》，这篇文字对《个体》上半部的核心思想作了平实并又不失深度的评述；陈嘉映的《事物、事实、论证》对斯特劳森把事实排除在世界之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虽然陈文没有全面考察斯特劳森的事物本体论，但他的批评和发挥仍然一如既往地让人兴味盎然；程炼的《先验论证》对包括斯特劳森在内的先验论证思想做了颇有才情的解读和诠释。尽管我为论文的修订成书又作了一番努力，但遗憾的是，也许由于我的论文的核心内容早已经分篇发表并得到过一些评论，又或许由于我的“研究”确实并不到家，除了收到若干业余哲学工作者的“读后感”，这本小书似乎可以说从印刷机上下来的那天就已经死了。据我所知，对它的首次引述出现在江怡为他翻译的《个体》一书所撰的长篇译序以及他的巨著《西方哲学史·现代英美哲学卷》有关斯特劳森的一章中，这已是前年和去年的事了。但在我个人的经历上颇有意义的是，在我修改这篇论文期间，同校的盛晓明教授正在撰写他的《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一书，试图对他多年的康德研究和在日本东京大学从事知识论研究的心得做一综合的表述。晓明教授是一名先验论证迷，具有极高的哲学热情和超常的哲学洞察力，与他的聊天和讨论是我在浙大哲学圈（如果有这个“圈”的话）中最为难忘和激动人心的经历之一，我们也由此结下了“哲学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