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文的出版似乎是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真正告别仪式，虽然此后我也曾几度设想过翻译他的一两本书，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2004年初，我与友人打算一起编一本名为《第三种自由概念》（正式出版时改名为《第三种自由》）的译文集，计划对伯林以后自由观的进展作一番系统的梳理，我由此想到，斯特劳森曾写过《自由与怨恨》这篇针对“惊惶失措且混乱不堪的自由意志论的形而上学”的名文，便开始考虑可否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收入文集。我征求了在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认识、其对斯特劳森哲学的精湛见解一直为我服膺的薛平先生的意见，并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通过他在英的朋友传递消息（因老人不使用电脑），时隔十年，我又收到了已年届八五高龄的斯特劳森教授的亲笔信，授权我翻译并用中文发表《自由与怨恨》与《社会道德和个人理想》两文，令我感动不已。鉴于我一直以来对斯特劳森哲学文字的敬畏之情，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翻译质量，我又请薛平兄亲自操觚，而把自己的翻译尝试留给收入拟编的另一个文集《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的《社会道德和个人理想》一文。本打算兑现某位先贤的豪言：“此生写不出一本好书，就译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并在这两本译文集出来后一起送给老人。现在，前者的样书尚未收到，后者则尚未付梓，老人就已经与我们永别了。这是我与老人的“交往”中的三大遗憾之一。另外两个遗憾：一是由于我从未出过国，自然也就没有见过远在英伦的斯特劳森本人；二是由于对自己的失望，我未敢把博士论文送给老人。这些如今也都是无法弥补的缺憾了，思之不觉黯然神伤。

毫无疑问，斯特劳森哲学的全盛时代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作为盛极一时的牛津学派的最后一位宗师级的代表人物，他可以说是牛津哲学最后一道灿烂的霞光。从那以后，一方面是语言哲学日渐与心智哲学合流，另一方面又不时传出分析哲学甚至哲学本身已经死亡的消息。正如彼得·哈克所云：“那个开始于赖尔的‘牛津哲学的黄金时代’终于以斯特劳森而告终”。虽然在整个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初，斯特劳森依然笔耕不辍，但他确实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然则哲学并不是以时髦的流行或表面的热闹论英雄的，同样正如哈克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大师的作品是在我们周围升起和降落的太阳。每一部当前式微的伟大作品再度升起的时刻必将到来。”

首先，从所谓日常语言哲学自身的传统来看，在零打碎敲工程蔚为主潮的风气下，被誉为“当代最卓越的分析心灵”的斯特劳森是执著地从事综合而系统的思考和推理的少数几位分析哲学家中的翘楚。从20世纪50年代的《个体》，中经60年代的《意义的界限》，再到八九十年代的《怀疑主义和自然主义》与《分析和形而上学》，构成了斯特劳森长达半个世纪的哲学生涯的三个最为绚丽的篇章。这里值得人们重视也是得到史家公认的，一是他扭转了逻辑实证主义对于作为西方哲学之主干的形而上学的敌视，转而对之持有温情的敬意。他认为我们可以为一种清洗过的、更有节制和更少争论的形而上学留下一席之地。这就是他所谓“描述的形而上学”；二是他具有高度独创性的康德研究，这种研究为历史意识极度匮乏的分析哲学注入了对于哲学史的兴趣；三是他通过阐发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的三重奏，复兴了哲学的伟大传统，从而给予那些对哲学的进步性和哲学史的连续性持有坚定信念的人们以巨大的启迪和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