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英国哲学乃至自康德以降的整个近代哲学的变更来看，如果说从语言学转向之后，作为康德认识论问题之背景的英国经验主义传统早已被整合进对于语言（理想形式语言或自然日常语言）的逻辑结构或其用法语境的分析之中（郑宇健：《作为文本的自然与作为实在的理性：世界由去魅到复魅》），那么斯特劳森的贡献正在于把描述的形而上学对概念图式及其基本结构的探索与对康德关于经验的普遍必然结构的阐发结合起来，在语言哲学的背景下促成了先验论证的复兴，从而变革和扩展了传统的经验概念。正是运用这种改进了的论证，斯特劳森有力地驳斥了关于客观对象和他心知识的怀疑论，从而把哲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主要具有的否定性功能转变成正面的、建设性的工作进行了下去。用由于“攻读了当时风行的牛津哲学家们的著作，刚刚从一个旧派哲学家变成新派分析哲学家”的罗蒂1967年在为他所编的《语言学转向》撰写的长篇导言中的话来说：“语言哲学有可能超出它的单纯批判的功能，而转变成另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它不是从有关语言行为的事实中推出传统哲学问题的消失，而是寻找语言自身的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正如康德致力于发现经验可能性的必要条件那样。”

最后，从效果历史的角度看，斯特劳森哲学对20世纪下半叶的影响不仅限于英语世界，而且对德语和法语哲学都有深远的影响。恩斯特·图根哈特和保罗·利科就是两个最显著的代表。在现象学传统和分析传统之间出入自如的图根哈特恰恰认为，“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理解的问题只有在语言分析哲学的框架中才能获得具体和现实的意义”。通过对单称词项、指称、述谓、个别化、客观性和识别的独创性研究，图根哈特系统地发展了一种语言分析的对象理论。这一工作显然受到了《个体》一书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图根哈特的一部分工作可以被理解为是对斯特劳森的哲学理路及其背景的阐释和发挥。由于论题的相似性，德国哲学家格洛伊曾把两者相提并论。人们甚至可以在图根哈特的代表作《关于语言分析哲学的讲演》（英译本名《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和《自身意识与自身规定》与斯特劳森的物体概念和人的概念之间发现某种形式上的对应性。利科则把斯特劳森的指称和识别理论、基本殊相和人的概念用作他建构“自我”意义的重要资源。这集中体现在他的《作为他者的自我》一书中。